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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残酷总裁的新婚逃妻帖吧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85—7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9)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长寿二年(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2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全唐诗》卷三。

    《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2。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2《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2。这样,《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唐会要》卷八一。

    2《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2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3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4。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樊川文集》卷十二。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2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2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3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4。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5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2《全唐诗》卷三。

    3《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4《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2。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3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凡书48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2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3开元九年(72),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7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开天传信记》。

    2《松窗杂录》。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

    《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

    2《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

    3《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里80步(约合今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2。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3。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2《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3《新唐书》卷二七《历志》。

    《开天传信记》。

    第四节骄侈怠政,盛世转衰拒谏饰非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成就以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过去焚锦绣毁珠玉,矢志俭朴的作风被抛在一边,在生活上渐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越来越崇道好仙,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

    玄宗的骄惰荒政大致发端于开元后期。开元二十一年(733),守正不阿的韩休为相,玄宗“小有过差”,他即据理力谏,弄得玄宗“殊瘦于旧”,玄宗虽然口头上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2,但内心却很厌恶,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月宰相,即被赶下台去。开元二十四年(73),要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对张九龄的谔谔之言更是不耐烦,勃然大怒“事皆由卿邪?”3张九龄也被罢免相职。

    宠信奸佞、宦官玄宗在拒谏饰非的同时,却提拔重用奸佞之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因善于迎合而擢任宰相。李林甫惯于耍阴谋。为了自专大权,他威吓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一些朝臣明哲保身,钳口不言。这样的奸佞人物却深得玄宗信任。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经高力士劝谏而止。2在李林甫当权时期,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贤能大臣,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因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政乌烟瘴气,致使天下大乱。

    王鉷原任户部郎中,他见玄宗用度奢侈,遂投其所好,敲剥百姓,每年于租调之外征敛巨亿万,供天子私用。玄宗却以为王鉷有富国之术,宠遇日厚,遂擢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又兼任二十余使职,宠任仅次于李林甫。他在居第旁建大院办公,“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3。

    杨国忠是个奸邪小人,因远房堂妹杨贵妃的专宠而屡被擢用。他先是趋附李林甫,以监察御史兼领十五余使职。后来代林甫为相,“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至此,凡领四十余使职。玄宗在重用奸佞之臣的同时,还懒懒散散,把大部分政事交给宦官去处理。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成命,对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授任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穿朱紫之服的高级宦官竟多达千余人。这时的宦官已不再是宫中受人驱使的家奴,已开始干预政事了。

    在诸宦官中,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物。高力士善于骑射,在诛灭韦2《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三载。

    3《新唐书》卷一三四《王鉷传》。

    《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

    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党羽时曾建有大功,因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力士除了大事上奏玄宗,一般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因此,李林甫、王鉷、安禄山等多“因之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2。

    纵情声色,追求享受玄宗把军国大事交付李林甫之手,左右又有宦官代理,从此便怠于政事,追求享受。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终日闷闷不乐。高力士献殷勤,说玄宗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姿色冠代”,玄宗一见钟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先以女道士之名召入宫中,后又册为贵妃。杨贵妃时年二十一岁,不仅“姿质丰艳”,还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智算警颖,迎意辄悟”3。这正中玄宗心怀,遂“三千宠爱在一身”,终日沉醉于声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对于军国大政,他已无心过问了。玄宗还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造离宫别馆,开元二十六年冬,在两京建行宫、殿宇各千余间。他每次进餐,“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他还鼓励公主进食,为此还特命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2每次外出,都由杨贵妃姊妹随从,其奢侈豪华,无不惊人。

    为了益寿延年,玄宗崇道好仙。开元二十二年,把“自言有仙术”的张果迎入宫中;开元二十九年(74)他梦见玄元皇帝,把老子画像迎置在兴庆宫。此后,一些投其所好的奸人或诡称见到玄元皇帝真容,或扬言听到玄元皇帝谈话,他也不辨真假,一律给予奖拔。这就更加荒废了朝政。

    2《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3《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长恨歌》。

    2《明皇杂录·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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