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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1621），叶向高又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赵南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赵南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①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①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②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赵南星传》。
①《明史》卷三○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赵南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①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16）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②。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②《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阉党与生祠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16）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①。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②。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①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②。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①《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明史》卷三○六《阉党》。
①《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厂卫刑狱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①。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②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③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①。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②。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①《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③《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①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②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①。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从九千岁到败亡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①。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②。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③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③《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顾宪成李三才杨涟第一节顾宪成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腐败，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①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②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赵南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赵南星。结果赵南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①《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①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腐败，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①。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①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①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①。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①《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②，从而“束发登朝”③，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①。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②。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③。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④。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①，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②《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57页。
③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②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③《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④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①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①，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①。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②。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③。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②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③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④。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⑤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①。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①和《明诗综》，④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⑤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①《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①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杨涟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①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②，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①下旨驱逐①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②《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崔文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②。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发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②《蘧编》卷十三。
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天启三年（1623），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极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淫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①，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①《碧血录》血书。
他“为人磊落负奇节”②，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三十三章赵南星高攀龙第一节赵南星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以后经历了数次起落。
赵南星性格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任侠慷慨之风，这在他早年即已为人所识。中进士后，在汝宁（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迁为户部主事，开始任职于朝中。当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一次偶尔染病，满朝大臣遍走群望，并齐为张居正祈福，赵南星颇不以此等谄举为然，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门。
后赵南星起任文选员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陈说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进之害。他举例说：吏部尚书杨巍请求休致，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杨的位子，又忌讳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恐将由宋来代杨，就连连上疏排挤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①其二是倾危之害。他列举了几个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后，还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职，于是宵小就每思中伤诬陷，以逼迫正直官吏尽数远离朝廷。他沉痛地指出：“众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为州县之害。说州县官吏日益腐化，民生为之日益交瘁。其四为乡官之害，说乡官因着天高皇帝远，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忌，也没人敢奈何。赵南星为此大声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发出，朝臣议论赵南星所言极是。但由于赵南星抨击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满，遂有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给事中王继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赵南星，并揭发吴时来、詹仰庇等谗谄的事状，李春开为之气沮。但赵南星不久即以病去职，再次起用时，任吏部考功郎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3），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京察”大计。所谓“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秉公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紧张，又加上这次主持京察的赵南星、孙■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觉己职不妥的官员更加惴惴不安。果然，赵南星又一次显示了决不徇私的决心。开首就将自己姻亲给事中王三余连同孙■的外甥员外郎吕胤昌斥出，一时间公论所非议的人，贬斥将尽。王锡爵此时以首辅还朝，想对一些人进行庇护，而赵南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锡爵想要庇护的人都已名列黜单之中，王锡爵深为之恨恨不已。
赵南星大忤阁臣，于是就有人找机会报复他。恰在此时，言官论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不称职，应予免黜，而孙■认为虞淳熙、杨于廷还可留用。于是反对者们就抓住了这件事弹劾赵南星专擅权势，培植党羽，赵南星立被贬职三级，孙■也被夺俸。孙■即接连上疏乞休，李世达因自己与赵南星同掌京察事务，上疏为赵南星辩讼，神宗不理。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替上章论救；其中员外郎陈泰来言语尤切，不免对①《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触动。神宗大怒，贬斥赵南星为民，将陈泰来等贬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遂以赵南星退居乡里而结束。
赵南星被贬回乡间闲居，名声反而更高，国人皆以他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并称“三君”，朝里朝外举荐他复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终万历朝，赵南星再未入朝复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宝座后，赵南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进为太常卿，擢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后，他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拜为左都御史，再做监察官。赵南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肃天下为己任”。
天启三年（1623），时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计开始。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掌其事，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结党乱政，议废黜四人。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赵南星遂撰《四凶论》，终将四人黜去，一时天下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赵南星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
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赵南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赵南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赵南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赵南星，赵南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赵南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赵南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赵南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赵南星的关系，几次到赵南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赵南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赵南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赵南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赵南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赵南星副贰，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赵南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赵南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发他恶行，赵南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赵南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首。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赵南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赵南星等人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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