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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谴责缤纷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俛仰还欷歔。（其五十九）
缤纷子是当权派的忠实走狗，帮助其主子作尽坏事，后来又被主子一脚踢开。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后来不也是夷三族了么？
所谓洪生，相当于礼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咏怀诗》中也有他们的影子。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这些洪生者流，在礼法的幌子下，规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们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典型的伪君子。“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是他们的特点。《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为阮籍刺到他们的痛处。
通过以上的讨论，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怀念的对象，是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羡慕的对象，是敢于和司马氏斗争的人；他所怜悯的对象，是被司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谴责的对象，是司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帮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变化，在《咏怀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番抱负的。他喜欢诗书，学过击刺，也喜欢音乐，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
第一首说的是接受传统教育，第二首说的是从事军事锻炼，第三首说的是艺术上的陶冶。他有学问，有抱负，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的。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营立家门，政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他的理想破灭了。诗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种描述，和《晋书》本传的记录是一致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咏怀诗》中充满逃避现实的思想。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本来是桃李成荫、繁华似锦的环境，经过秋风的扫荡、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认识到“一身不自保”的险恶处境，心情十分沉重。《咏怀诗》屡次流露出惧生之嗟。他感到孤独，他说“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其一）他感到忧虑，他说“咄嗟行至老，g俛常苦忧。”（其七十一）他有难言之隐，他说“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这种情况不断升级。“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辞句，也络绎笔下。阮籍是喜欢喝酒的，但诗中罕见酒字。我认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复一夕一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首诗的写作，当在嵇康遇祸之后，被迫写劝进表之前。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况和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与阮籍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老子的齿弊舌存，庄子的处于材不材之间，毕竟是他的处世的基本态度。他和司马氏的关系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咏怀诗》，曲折地、反覆地通过形象思维，艺术地表达他的感受。这种作法，正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老传统。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样《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序》）
《离骚》是如此，《咏怀诗》亦何莫不然。从其描写手法来看，用朝阳、白日、西隤日、朱阳，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东，以代替魏朝；用凤凰、鸾鹥、幽兰、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荆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风树、乔松，以喻坚贞；用寒风、朔风、凉气、凝霜，以喻强暴，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不便明说，他便广泛地利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委曲婉转表达其难言之隐。前面所举的“一为黄鸟哀”两句，出自《战国策·楚策》，用战国的典故，比喻当前的危机。“求仁自得仁”两句，引用《论语·述而》，实际是藉伯夷叔齐，以歌颂司马氏的政敌。明乎此，《咏怀诗》并不难读，但这正是几百年来许多人努力探讨、研究的结果。阮籍《咏怀诗》是建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具备刚健、清新、自然、浑厚等等特点，利用五言诗的新的形式，以比兴手法，抒发胸臆，指陈时弊，在万马齐暗的时代，能够针对当时的黑暗势力，提出被压迫者的呼声。虽然不够明朗、不够强烈，但是能作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于士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难免保留着浓重的阶级烙印，无须为之辩护。但是也由于他的不当权、受迫害，在魏晋易代之际，除了自己的遭际之外，他也看到了广大的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如果说《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那么，《大人先生传》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完全应该的。
阮籍《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发扬无君论，后来只有一个鲍敬言。他的著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断。至于黄宗羲《原君》的出现，那已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荫芽之后了。
无君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又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三节陆机、陆云陆机的生平陆机（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曾任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与潘岳并称“潘陆”。
陆氏家族为吴世臣。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机身材魁梧，声音宏亮，少有异才，以文武韬略鸣于当世。陆抗去世时，陆机十四岁，即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二十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但陆机虽隐居于乡，却不能忘情于当世。东吴颠覆的惨痛经历，尤给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论》二篇，一方面抒发了他对东吴灭亡的感慨，总结东吴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透过祖述其祖父的功业，表达出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晋武帝太康十年（29），陆机与其弟陆云终于不甘寂寞，结束蛰居生活，离开家乡，一起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很器重他们，高兴地说“攻打东吴的战役，最大的收获是得到这两位人才！”并为他们广为称扬，使陆机兄弟在京城获得很大声誉。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由于张华的举荐，陆机被太傅杨骏任命为祭酒。杨骏被杀，陆机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以陆机为郎中令。后又升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当时贾谧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土辐辏其门，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
陆机为人，体气清刚，词锋警醒，才辩敏捷。初入洛时，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图用言词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陆机的回击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陆机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面前所吃的羊酪对陆机说“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立即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意思是说江东千里湖的莼羹可以与之媲美，只是眼下没有人知道去加以调味罢了。还有一次，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亲戚？”古代当着儿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陆机当即回敬说“那关系就像你同卢毓、卢珽一样！”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搞得卢志下不来台。陆云当时曾劝陆机说“他们这里离江东很远，不太了解情况，可以谅解，何必这么针锋相对！”陆机倔强地回答说“我们的父祖名播四海，并非无名之辈，他难道不知道吗！”陆机、陆云两兄弟初来洛阳时，名声不分高下，通过这件事，大家分出了两人的优劣。
赵王司马伦辅政，陆机做了相国参军，因参与谋杀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准备篡位自立，又用他当中书郎。司马伦被诛杀后，齐王司马冏怀疑他身为中书郎，可能参与起草赵王篡位的文章，于是将陆机和有关的人员交给廷尉审讯，幸亏有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的救援，陆机才免死流放边疆，后遇赦未行。
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马颖礼贤下士，温文谦让，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干一番事业，司马颖也很赏识陆机的才华，让他参大将军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陆机、陆云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
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率包括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在内的二十万人马前往洛阳。行前，陆机对于自己担当军事要职很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陆氏家族三世为将，杀戮过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东吴旧臣的身份，旅居洛阳，成为晋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职，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尤其司马颖左右的亲信，像王粹，牵秀，还有那个受到陆机羞辱而耿耿于怀的卢志，一直在寻找机会坑害他。陆机几次坚决地向司马颖提出辞去都督的职务，司马颖都没有允许。陆机骑虎难下，他的同乡孙惠劝他将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再这样辞让下去，别人会误认为我首鼠两端，临阵逃避，这样反而会更加速灾祸的到来呵。”
出发的时候，司马颖向陆机许愿说“假如大功告成，我将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许。你好好努力吧！”陆机坦率地对司马颖说“从前齐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业，燕惠王由于疑忌乐毅而失去了即将成功的事业。这次讨伐长沙王行动的成败，在您而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听到后，担心陆机进一步得宠，便乘机进谗。他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拿您同历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来，派遣将帅出征，没听说过对君主这么没礼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听了卢志的一番话，司马颖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机同长沙王司马乂大战于鹿苑。陆机的军队大败，尸积如山，河水断流。
陆机的部下，有一个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马颖所嬖宠的亲信。孟超在陆机军中任小都督，领兵一万。还没同敌人交锋，他就先放纵士兵大肆掠夺老百姓的财物。陆机发现后，逮捕了首恶分子，而孟超竟然带着一百多骑兵直入陆机驻地将人抢走，并回头对陆机示威说“你能做什么都督！”陆机军中的执法官孙拯劝陆机将孟超杀掉，陆机没有采纳，而孟超却在军中散布说陆机要造反，图谋不轨，并写信给哥哥孟玖，造谣说陆机心怀二志，观望不前。战斗过程中，孟超不听陆机的指挥，单独带领所部轻率前进，被敌人消灭。孟玖怀疑是陆机有意让他弟弟被杀的，便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早有“异志”，并串通陆机部下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作伪证，诬告陆机谋反。司马颖大怒，便派牵秀秘密逮捕并处决陆机。
陆机对于事情的结局早有所料，当牵秀带兵来逮捕他时，他脱下军装，身着白衣衫与牵秀相见，并神色坦然地对他说“从东吴灭亡以来，我们陆氏家族蒙受国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别付托我以重任，我屡次推辞也没有成功。今天被杀，难道不是命运驱使的吗！”他给司马颖写了一封词语凄恻的信诀别，写完后，叹息说“家乡华亭的鹤唳，再也听不到了。”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与他同时被害。
诗歌与赋作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他的诗现存一百零四首，多于同时期各作家，多半是拟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尽管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因之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但也不乏寄托遥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诗人对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感慨，《长安有狭邪行》反映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闷。五言诗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在西晋诗歌中是难得的佳作。陆机的诗歌一般华美整饬，辞藻富赡，而失于裁剪，有繁芜之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陆机诗歌对太康诗坛有深刻影响，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较之诗歌，陆机的赋与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赋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笔清灵。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回环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时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论》，论东吴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归之于人才的得失，议论滔滔，笔势劲健，可称得上是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业，而对他临死前儿女情长不胜感慨，暗寓讥刺。《豪士赋序》讽谕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笔锋冷峻严厉，咄咄逼人。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高度评价了陆机的散文，说“《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辨亡》怀宗国之忧，《五等》陈建侯之利。北海以后，一人而已。”陆机的散文一般音律谐美，讲求对偶，以情带理，典故繁密，开创了骈文的先河，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赋》陆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赋》。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成果和经验而写成的，是我国第一篇对作家的创作构思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索的理论文章，同时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及各种文体的特点，也有精到的论述。《文赋》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均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就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文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他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显得琐屑而缺乏思辨性。诚如刘勰所批评的“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篇》）丰赡的造诣及其作品的流传陆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之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造诣颇深。
在史学上，他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艺术上，他是书法家，所写章草《平复帖》是书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绘画评论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但已佚失。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时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陆云的生平陆云（2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文学家陆机之弟，与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故世称“陆清河”。
陆云少聪颖，六岁即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时东吴尚书吴闵鸿见到他，非常称赏，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是龙驹，一定是凤雏。”陆云被荐举贤良时年纪才十六岁。
东吴灭亡后，陆云与哥哥陆机蛰居乡里，闭门苦读。太康十年（29），二人相携入洛，受到太常张华的赏识。在张华的举荐称扬下，刺史周浚任命陆云为从事，并对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回。”
不久，陆士龙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浚仪县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来很难治理。可陆云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谁也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受害者为什么被杀。陆云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来，但并不审问。过了十几天，陆云把她释放出来，派人秘密地跟踪，指示说“她离开不出十里远，一定会有另一个男人在路边等待并和她说话，发现了，立即抓来！”事情果然不出陆云所料。当把这个男人抓来后，他交待说“我同这国个女子私通，一起谋害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被释放出来，想她和谈谈，了解情况。但担心离县城太近，被人发现，便在较远的地方等着她。”案子侦破后，一县的人都很佩服陆云审案的能力。然而陆云的才能却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机会排挤刁难陆云，陆云没有办法，只好辞去官职。浚仪县的百姓怀念陆云，为他图画塑像，放在县里的神庙中，与社神一起祭祀。
过了一段时间，陆云被任命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间，陆云直言敢谏，对吴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马晏大兴土木，建筑宫室，陆云上书说“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司马晏信用部将，派他们去监督审查官吏的清廉问题，陆云上书反对说“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明代张溥后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论陆云说“宰治浚仪，善察疑狱。佐相吴王，屡陈谠论。神明之长，谏诤之臣，有兼能焉。”
陆云后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准备讨伐齐王冏时，以云为前锋都督。适逢齐王冏被杀，便改任大将军右司马。张昌为乱时，司马颖表奏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张昌。恰逢讨伐长沙王，此事暂时中止。
陆云在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中也直言敢谏，多次冒犯司马颖，并得罪了司马颖周围的亲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为了讨好加以附议。但陆云坚决反对，说“邯郸令向来都是公府掾资历的人担任的，怎么可以任命一个宦官的父亲来担任！”孟玖对此事耿耿于怀，从此与陆云结下了怨仇。
陆机被害时，也同时逮捕了陆云。由于陆云居官清正，爱才好士，善于团结人，当时许多人，如江统、蔡克、棗嵩等纷纷上疏给司马颖，要求他谨慎从事，不要株连陆云，并指出“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然而，尽管江统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马颖被孟玖、卢志等人包围蒙蔽，陆云还是被害了。时年四十二岁。
诗歌创作与文学见解陆云作诗不如陆机藻思纷披，文彩富赡，但清新明净，结构严谨。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士龙朗练，以识检玑，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云的诗作以《为顾彦先赠妇》、《答张士然》、《谷风》较为优秀。陆云写给陆机的书信，记载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对文学创作的有益见解，向来为文学批评史家所重视。陆云论文，重在文辞的声**思和“清新相接”，他说“文章当贵清绮”，“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陆云对陆机作品的批评，颇得陆机重视，并据此作了修改。《晋书·陆云传》称陆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除对陆机的作品外，陆云还对《楚辞》、王粲、蔡邕作过评论，颇有独到的见解。
据《晋书·陆云传》，陆云“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第七章刘渊、石勒、祖逖、刘琨第一节刘渊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急剧激化。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内徙中原的匈奴屠各种贵族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族政权——汉国。从此，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开创者就是刘渊。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30年），字元海。远祖是汉初的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娶汉高祖刘邦的宗女为妻，并与刘邦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以刘氏为其汉姓。刘渊所属的屠各种，是东汉以来依附于中原王朝并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的南匈奴的一支。刘渊祖父于扶罗，在黄巾起义时率兵助汉镇压黄巾。因单于庭内乱而不能被立为单于，遂留居中原。自立为单于，乘董卓之乱而攻掠太原、河东等郡，屯驻于河内郡。于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立为单于。刘渊的父亲刘豹被任命为左贤王。曹操执政，分呼厨泉部为五部，刘豹又为左部帅。左部有众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是当时左右南北中五部最大的一部。五部共三万余落，分布于晋阳汾涧之滨（今山西汾水流域）。五部虽在形式上保留了匈奴的部族组织，但“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梁习传》），实际上却置于中原封建王朝的严密有效的控制之下。
刘渊的母亲也是匈奴人，姓呼延氏。大约在曹魏嘉平年间（>
生下刘渊。他自幼就十分聪慧伶俐。母亲去世时，他年仅七岁，就像大人一样号哭不绝，哀感四邻。宗族部落的人都为之赞叹。当时的司空王昶听到此事，也派人送来办丧事用的财物，以褒奖刘渊的孝道。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因久在中原，汉化程度较高，故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士人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并大体上可以将二书内容背诵出来，他勤勉好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他曾对同学朱纪、范隆说“每当我读《汉书》列传时，常常鄙视随何、陆贾没有武功，周勃、灌婴缺乏文治。承上启下，开创大业，全在于人。做不到博学广识，是君子的耻辱。随何、陆贾在汉高祖开国之世而不能建军功封侯，周勃、灌婴辅佐汉文帝却不能设学立教，真是可惜啊！”于是刘渊又学习武事，并且武艺超众，擅长射箭，体力过人。成年后，身高八尺四寸，胡须三尺余长，体态魁伟，一表人才。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彧以善于相面著称，见到刘渊后，大惊失色说“此人形貌非凡，平生头一次看见。”于是对刘渊非常崇敬，甘居其下与之交结。太原士族王浑也虚襟与刘渊交友，命其子王济拜见刘渊。
曹魏咸熙年间（24—25），刘渊作为任子居住在洛阳，当时输政的司马昭对他十分礼遇。西晋建立后，时为越骑校尉的王浑屡次向晋武帝谈起刘渊。晋武帝遂召见刘渊，与之交谈后，非常高兴，对王济说“刘渊仪表堂堂，虽由余、金日也无法与之相比！”王济回答说“刘渊仪表，诚如圣本节材料依据《晋书·载纪·刘元海》，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旨，但他的文武才干却远在由余、金日之上。陛下如果用他负责对东吴征伐，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武帝深以为然。但孔恂、杨珧却进言道“臣下观察刘渊的才能，感到当今之世恐怕无人与之匹敌。陛下如果让他掌握少量兵马，则平吴事难成；若授以威权，则平吴之后，恐怕他将据有江南，不复称臣。与我族类不同者，其心必然不同。以刘渊统帅其部族，臣下尚且为陛下担忧寒心。如果以有天险为凭依的江南资助刘渊，怎么可以呢！”晋武帝默然不语，任用刘渊事亦按下不提。
西晋咸宁年间（），关陇地区氏族在树机能领导下起义，朝廷屡次镇压均告失败。晋武帝为一举扑灭起义烈火，决定选拔得力胜任的将帅出征。尚书仆射上党人李憙劝武帝说“陛下如果能够征发匈奴五部的兵力，授刘渊以一将军名号，令其西征平叛，凉州指日可定。”孔恂说“李公的话，还没有点破消除危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说“以匈奴的强悍善战，刘渊的通晓用兵，再加上奉宣圣威，消除叛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孔恂说“刘渊如果能够平定凉州，斩树机能，恐怕凉州才真正有危难罢了。那时蛟龙如得云雨，将遨游长空，不再是池中之物。”晋武帝认为孔恂言之有理，未采纳李憙的建议。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深知其原委。后来东莱游侠王弥离开洛阳回乡里，刘渊在九曲之滨与王弥饯行，哭泣着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与我同乡，对我的为人深知熟知，常向皇帝称赞推荐，离间之谗言因此随之而生。这一切本不是我之所愿，却深受其害。我并不想为官仕进，这一点只有你清楚。恐怕今生只能死在洛阳，与你永别了。”说罢慷慨长叹，歔欷不已，纵酒长啸，声调激昂，在座者天不为之凄然泪下。当时，齐王攸也在九曲，闻讯后驰马探视究竟。见此状，遂进言晋武帝说“陛下不除掉刘渊，臣下惟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王浑劝谏道“刘渊为人忠信，臣下愿为他担保。再则大晋刚刚宣称要以德招抚四方，殊俗共存，为什么要以没有根据的怀疑而杀匈奴的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呢？”晋武帝说“王浑的话是对的。”
拥晋以图发展刘豹死后，晋武帝命刘渊代为左部帅。刘渊由洛阳回到了并州。他摆脱了人质的地位后，在自己所辖的部族和地区施展政治才能，史称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从而为他以后成为匈奴族的主要首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康十年（29），西晋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刘渊任北部都尉。杨骏辅政期间，又以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正式承认了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领导地位。元康末年，刘渊坐部人叛逃出塞，被免官。时成都王颖镇邺，表请任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脱离五部，在邺城任官。
刘渊被免官和仕宦于邺城，是西晋政权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的心理，企图限制刘渊势力的发展、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一措施引起了长期以来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排斥打击的匈奴上层贵族的不满。当时正值司马氏诸王相攻，“惠帝失驭，寇贼蜂起”，西晋政权对少数族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遂召集匈奴五部上层贵族，对他们说“过去我们的祖先与西汉约为兄弟，同甘共苦。自汉亡以来，魏晋更替，我们的单于却徒有虚号，而没有国土可言；至于诸王侯，地位降同编户齐民。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振兴国家、恢复先祖大业的大好时机。左贤王刘渊才能和气宇超众拔群。上天如果不是想要光大尊崇单于，绝不会白白地降生此人。”于是众人密谋，共同推尊刘渊为大单于。又派呼延攸到邺城，将众人之谋告知刘渊。刘渊遂请求成都王颖，佯称回部落参加葬礼。颖不答应。刘渊无奈，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纠集五部，再招聚宜阳附近的诸胡族，表面上声称助成都王颖讨逆，实则为以后起兵做准备。
刘渊既然一时不能回部落，只好暂时依附于司马颖。时司马颖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又任丞相，在邺城形成与拥戴惠帝的东海王越相对峙的政治中心。刘渊在表面上的恭顺，使他赢得了成都王颖的信任，任命他为太弟屯骑校尉。后来，东海王越率洛阳禁军讨颖，颖又以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战于荡阴，越大败，成都王颖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渊也因此迁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成都王颖虽取得胜利，但地位并不巩固。东海王越系统的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发兵讨伐成都王颖。面对强敌，刘渊劝告颖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余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为殿下返回五部发兵，以赴国难。”颖说“五部发兵是否能确保呢？即使可以发兵，司马腾和王浚手下的鲜卑和乌丸骑兵强悍善战，抵挡其进攻又谈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阳，避强敌锋锐，然后传檄文于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讨之。你看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勋于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于四海，谁不想为殿下捐躯献身？发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区区小人，司马腾是宗室疏属，怎能与殿下抗争？！但殿下一旦离开邺城，示弱于人，是否能抵达洛阳呢？即使到达洛阳，恐怕殿下也难以掌有实权。光凭一纸檄文，谁又肯事奉呢？况且东胡虽强悍，较之匈奴五部却稍逊一筹。但愿殿下能够勉励安抚士兵，镇之以静，我可以为殿下用二部击败司马腾，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级指日可取。”成都王颖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派遣他回部落纠集五部，以抵御司马腾和王浚的进攻。
刘渊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人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这时，王浚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司马颖迎战失利，遂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闻讯，说“司马颖不听我的劝告，稍败就向洛阳奔逃，真是个奴才。但我与他先有许诺，不能不去救援。”于是命令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不讲道义，视我们犹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众反抗。只因当时晋朝纲纪未弛，遂使右贤王兵败，功业未成。这是我们的耻辱。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这是天厌晋德，授之于我。你躬行积德，正应当带领我们的部族去恢复祖先的大业。怎么能攻伐可以引为外援的鲜卑、乌丸而拯救仇敌呢？上天命我灭晋，不可违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再迟疑了。”刘渊深以为然，激愤地说“对！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哪有帝王之运长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他们之所以为王，只是有德罢了。而今我有部众十余万，皆能以一当晋十人，击鼓征讨腐败的朝廷，必将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汉高祖一统天下大业，下可以像曹氏拥有半壁河山。只是恐怕晋人未必都能拥戴我。不过，汉朝长期统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刘备树汉家旗号，以一州之地而能与曹氏抗争。我是汉朝刘氏的外甥，与刘氏约为兄弟，兄亡而弟承，难道不可以吗？姑且称国号为汉，追尊汉后主，以招抚民心。”于是刘渊迁都于左国城，远方来归附的人有数万之多。
建立汉国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正式登上汉王位。他以复汉为名，追尊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对于“乱汉”的黄巾军、阉党、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诛笔伐。又大赦境年，建年号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据汉制设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呼延翼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部将授官各有差。
既然刘渊公开打出反晋旗号，据并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权，与西晋王朝分庭抗礼，故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派将军聂玄征讨刘渊。两军战于大陵（今山西交城东南），结果聂玄大败。司马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带领二万余户逃离并州。刘渊派遣建武将军、族子刘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长子（山西长子）等军事要镇，控制了晋东南地区。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又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率兵讨渊，屯军于离石汾城。刘渊命令武牙将军刘钦等率六军进攻司马瑜，凡四战，皆胜，司马瑜等落荒而去。
为扭转败局，西晋王朝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不同于司马腾，具有一定的武干谋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为据点，抚循劳徕，甚得人心。刘琨还派人离间刘渊与其统属的其他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叛刘渊附晋的“杂虏”达万余落。刘琨的活动，对刘渊构成重大威胁。刘渊遂委任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攻击刘琨于版桥，结果反为刘琨所败。刘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并州的政治、军事地位。
面对刘琨的威胁，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刘渊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众将四出，择机决战，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率军南征，攻克长安以为都城，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若如此，成高皇帝（刘邦）的大业，易如反掌罢了。”刘渊大喜，说“正合我意！”于是在永嘉二年（30）正月，他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将军事活动扩大到西晋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区。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其他反晋势力先后依附于其麾下。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以及叱咤风云于青徐兖豫等州，给予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东莱王弥，都称臣于刘渊。刘渊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当王弥归附时，刘渊特地派侍中、御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书王弥说“因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将军之至，我将亲自到将军下榻的馆舍，拂席尘，洗酒爵，敬待将军。”后两人会面，王弥劝刘渊称帝，刘渊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将军不过是悍勇武将，今日方知将军有勇有谋，堪称孔明。我得将军，如鱼得水！”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后又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负责东线战事。
在刘渊的指挥下，汉国政权在对晋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永嘉二年三月，刘渊占汲郡，控制了顿丘、河内地区。七月，刘渊进据河东地区，攻克蒲坂（山西永济西）、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并将汉国都城由离石南迁至蒲子（山西隰县）。刘渊兵锋所及的河东、平阳二郡的诸县垒壁望风而降。在并州，刘渊亦控制了除州治晋阳以外的诸郡。九月，刘渊又遣王弥、石勒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败走。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国政权的政治影响，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永嘉二年十月，刘渊在蒲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改元永凤。任命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仿东汉制，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又仿晋制，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不久，迁都平阳，改元河瑞。
进军洛阳刘渊称帝后，没有停顿对西晋皇朝的军事活动。他遣石勒进攻冀州，连下魏郡、赵郡、巨鹿、常山数郡，陷郡县堡垒百余，众至十余万。同时，接连发动了对西晋都城洛阳的攻势。
永嘉三年（309）三月，晋积弩将军朱诞叛晋归汉，劝刘渊进攻守备空虚的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部督，进攻洛阳。刘景先克黎阳（今河南浚县），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刘景嗜杀成性，将男女老幼三万余口沉溺于黄河。刘渊听到这一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滥杀无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灭的不过是司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过！”于是降黜刘景为平虏将军，中止了这次攻洛的军事行动。同年夏，刘渊又派刘聪、王弥、石勒攻下军事重镇壶关（今山西黄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长子（山西长子），斩首万九千级。八月，刘聪受命南攻洛阳，大军长驱直入，败平北将军曹武，推进至离洛阳一百里的弘农郡宜阳（河南宜阳市西）。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刘聪，刘聪大败，不得不撤军。
十一月，刘渊再次派刘聪、刘曜、王弥、刘景等率精锐骑兵五万进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兵为继援。刘聪屯驻宜阳。西晋皇朝没有想到汉军在刚刚败后就再次发动攻势，慌了手脚。刘聪军遂至洛阳城西南的西明门。但因守城晋军死战，攻城受挫。刘渊不得已，只得下令撤军，将兵锋转向徐、豫、兖三州。永嘉四年（30）上半年，汉军在冀、徐、豫、兖等州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月，克鄄城（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拔仓垣（开封市北），杀晋将王堪。这几个州的流民有数万家，素为西晋皇朝所苦，故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在起兵过程中，尽量抑制滥杀烧掠，招徕士人，力求收揽民心。加刘渊部将乔晞杀西晋介休令贾浑，又欲纳贾浑妻宗氏，宗氏不从，晞又杀宗氏。刘渊得知此事，大怒说“若天道有知，乔晞必定断子绝孙！”遂降乔晞秩四等，又收贾浑尸，以礼葬之。又雁门范隆，上党朱纪，并为士人，刘渊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刘渊还委任京兆士人王育为太傅，征召隐士卜珝为光禄大夫。又有后部士人陈元达，刘渊未举兵时曾招之，元达不应。等到刘渊为汉王时，有人担心地对陈元达说“你难道不害怕吗？”陈元达笑着回答“我深知刘渊为人，刘渊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内，就会有委任我的驿书。”果然当天晚上，刘渊就招元达为黄门郎。陈元达屡进忠言于刘渊，甚为得力。又刘渊在俘获西晋河内太守河东大族裴整后，即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但尽管如此，由于刘渊纲纪不严，加之他长期坐镇都城，带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诸将，故滥杀无辜，烧掠**之事虽禁不止，愈演愈烈。刘琨曾描绘当时并州的情景“群胡数万，周布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刘琨传》）。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汉国政权不重视抚恤流亡，组织生产以及制止杀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实。汉国政权与汉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刘渊建国初期的“称汉以怀人望”的企图难以实现，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临终前，为了确保死后匈奴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实行所谓的“胡汉分治”。这一政体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国时期，成为各少数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刘渊卒。他临终遗诏嘱太宰欢乐、太傅刘洋等入宫辅政。刘渊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猜忌无恩，功业不著，威望不高。
而刘渊生前又不审轻重之势，给予其他诸子以很大的权柄。如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集军权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军，总强兵于内。故刘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夺四王的权力，巩固自身的地位。刘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举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杀刘和，自立为帝。刘聪继承了刘渊灭晋的遗业，于永嘉五年（3）六月攻陷洛阳，执晋怀帝。但刘聪为人暴虐，嗜杀成性，在他的统治下，汉国政权所奉行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刘渊举兵反晋的正义性，从而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
第二节石勒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石勒（），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2，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2。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懽，师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懽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懽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接着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2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作周朱，无曷字。
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所载，此条未必可信。
2《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被杀死于元康元年（29）；赵王司马伦称帝于永宁元年（30），并在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成都王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就在这一年，匈奴刘渊称汉王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李雄称蜀帝于成都。次年，即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颖的旧将公师藩就在永兴二年起兵，以援救颖为名。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攻打邺城。结果，公师藩被晋将苟晞所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参加战斗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宣言替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故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杀死司马腾。接着又向南进军，拟攻打兖州（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东海王越闻讯大惊，急派将军苟晞、王赞等阻击，司马越还进屯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为苟晞声援。经过大小数十战，汲桑、石勒才被打败，死者万余人。二人收拾余众，想投奔刘渊，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绍所拦击，汲桑败死，石勒奔于乐平（山西昔阳西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因向张■督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自立，就应归附于强有力者，大单于刘渊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归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归附，那时事情就难办了。张■督接受了这一建议，随石勒归降于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率■督等。石勒改张■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还有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如果发动大事，我与伏利度两人，谁能胜任为领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资治通鉴》卷八六。
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协助匈奴刘氏灭亡西晋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归附刘氏汉政权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正月，刘渊命令他的儿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山，石勒则受命东进，攻打魏郡（河北临漳县西南）、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顿丘（河南清丰县西南）等处，这里的垒壁望风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而从这些垒壁中挑选强壮者五万人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帮助汉刘氏严重打击了西晋，故在永嘉三年（309），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石勒继续进攻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河北正定县南）二郡，攻克冀州郡县的堡壁百余所，部队增加到十多万人。就在这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说到张宾，字孟孙，赵郡（河北高邑县西南）中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博涉经史，而不泥于章句，尝言自己的谋略不在张良之下，只是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人。及至见到石勒，即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于是，“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开头石勒没有器重他，后来他“机不虚发，算无遗策”2，石勒这才十分倚重他，称他为“右侯”而不名，对他言听计从。石勒能够据有中原，张宾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资治通鉴》卷八七。
2《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1906新英雄时代小说5200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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