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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吉传》。
而近于迂,所以无能挽救世道习俗。班固评道“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2此评不无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无能解决矛盾。
2《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
第三节师丹多所建议师丹(?—3),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治《诗》,受教于匡衡。举孝廉为郎。
元帝末,为博士,免职。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年)年间,州举茂材,又补为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鸿嘉四年(公元前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4。稍后,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认为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2。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师丹任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于是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如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之子丁满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为孔乡侯3;外遣曲阳侯王根于封地,罢免成都侯王況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荐的官员4。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师丹辅政时,看到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极为严重,欲救社会之急,想出了个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议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3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师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4《汉书·沟洫志》。
师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4年)由少府为光禄勋,过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3参见《汉书·哀帝纪》。
4参见《汉书·元后传》。
没入官。”这对各个等级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规定。所谓“名田”,即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议“遂寖不行”。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国邸。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2。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3。这时,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引秦华阳夫人称太后之史例,建议“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为皇太后。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和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董宏,以为董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为刚刚即位,脚跟未站牢,羽毛不丰满,于是表示谦让,违心地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意见,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闻知大怒,要挟哀帝必称其尊号,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乘机上奏,建议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国之名,车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称“皇”之意,还应当为共皇立庙于京师。哀帝将此议交给群臣讨论,不少官员表示赞同,只有师丹表示异议。师丹认为,必须明尊卑之礼,正人伦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合乎“母从子、妻从夫之义”,打算将其车服与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定陶共皇的号谥前已决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继承成帝,“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庙”。哀帝本欲通过这个行动树立自己的权势,以抑制王氏;而师丹却高谈阔论表示反对,实际上是倾向王氏,自然这对君臣之间有了隔阂。从此师丹逐渐不合哀帝之意。
适值此时有人向哀帝建议改革币制,说古代以龟贝为货,现在改用为钱,百姓因此贫困,应当改币才好。哀帝征询师丹的意见,师丹答对可改。哀帝将此案交给有司再议,都以为钱已用了很久,难以猝然变易。师丹因年迈健忘,忘了前之所语,后从公卿之议。又一次,师丹命属吏代写奏疏,属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传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上书告发师丹,说他一方面向皇帝上书言事,一方面让外人也得到其书。哀帝因此本节依据于《汉书·食货志》上。
《汉书·孔光传》。
2参见《汉书·外戚传》下。
3《汉书·傅喜传》。
问大臣有何意见,都答对说大臣奏事不应当漏泄,使吏民传写流闻四方。应当交付廷尉查办。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师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给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书为师丹辩护,说他品行出众,积极言事,使人写书,漏泄之过不在其身;以此贬黜,可能众心不服。尚书劾申咸等人说,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对师丹这样的国家重臣议罪处罚本是慎重的事,他们起初附会经义以为当治,一旦事已公之于众,又上书妄誉师丹,前后矛盾,实属“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随即下了罢免师丹大司空之职的策书。策书上说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应当起到“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来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很多,灾害严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职没有尽到。您既不与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称职,但您曾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诏有司赦而勿治。马上交出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免官归去。
尚书令唐林以为哀帝对师丹处治过重,上疏说,师丹为世儒宗,德高望重,亲傅于帝,位在三公,过失不大,而处治过重,京师有识之士都以为应当恢复其爵邑。哀帝采纳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师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师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议,尊其祖母傅太后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赵氏同样尊贵,“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又为其父共皇立寝庙于京师,仪式如同元帝。朱博迁升丞相后,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应将师丹免为庶人,复封董宏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师丹废归乡里。
随外戚派系波动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权势重新膨胀。新都侯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氏,发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剥夺了她们的玺绶,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废了共皇庙。原来提议尊定陶共王为“皇”者泠褒、段犹等人都迁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为庶人。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2,太皇太后王氏下诏大司徒、大司空说褒有德、赏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悖于义理。师丹为人忠节,分明尊卑,可谓社稷之臣。应根据“章有德、报厥功”之道,对他增加封赏。于是封师丹为义阳侯,赐以二千一百户。过了一个多月,师丹去世,谥曰节侯。其子业嗣侯,随王莽之亡而绝爵。
西汉自元、成以后,外戚权重,直接影响刘氏政权兴亡,也影响社会安乱,外戚丁氏、傅氏与王氏互相争权夺利,有派别之分,但无优劣之别,师丹与董宏依此倚彼,更为胜败,无足称道,不必褒贬。班固说“(师)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师丹与董宏的表演,确可悲啊!师丹限田之议,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个积极改革的良法,从当时限田之议一风吹的史实来看,且不论其主客观原因,就说当事者吧,哀帝不象个锐意改师丹为大司空“一年免”,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汉书·外戚传》下。
2参考《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
革之主,师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个空想的小改良者。
第二十四章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是西汉中后期经营西域的人物。
第一节郑吉掌西域屯田郑吉(?—前49),西汉会稽(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人。起初在汉军中当士兵,多次前去西域,因而升为郎官。他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从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郑吉以侍郎的身份被派遣到渠犁负责屯田,积蓄粮食,打算攻打车师。到秋收时,郑吉与校尉司马熹发动西域城郭诸国军队一万多人,自己带领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破交河城(今吐鲁番西)。车师王躲在北边石城中,未曾捉到,适值军粮已尽,郑吉决定罢兵,回到渠犁屯田。秋收完毕,又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车师王听说汉军将到,往北逃走向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车师王与贵族苏犹商议,打算向汉军投降,又担心不见信任。苏犹教车师王攻取匈奴旁边的小蒲类国,劫掠其人民,然后投降于郑吉。匈奴听说车师王投降于汉朝,发兵攻打车师,郑吉带兵向北迎战,匈奴吓得不敢前来。郑吉就留下一个军侯及二十个士兵保卫车师王,自己领兵回到渠犁屯田。车师王害怕匈奴军队又去杀他,于是逃到乌孙,郑吉迎接车师王的妻子安排在渠犁。郑吉回朝报告,到了酒泉,有诏命他回到渠犁与车师屯田,增加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郑吉回到西域,“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同时,开始调发三百士兵到车师屯田。据投降者报告,匈奴贵族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然匈奴派遣骑兵来击汉屯田者,郑吉就和校尉将渠犁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全都调到车师屯田,匈奴又增调骑兵前来,汉屯田士少不能当,退守于车师城。匈奴贵族在城下对郑吉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几天就解了。后来常有数千骑兵往来守车师。郑吉上书报告“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大臣议论,以为道远烦费,可以罢归车师屯田。诏命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匈奴骑兵退去,郑吉才从车师回到渠犁,共有三校尉屯田。汉朝立了故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国民迁到渠犁。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不受匈奴欺压,“亦安乐亲汉”。后来汉朝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于车师原来的地方。
始为西域都护郑吉因在渠犁与车师之功,升为卫司马,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塔里木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段情节与引文,据《汉书·西域传》。
盆地以南、昆仑山以北,所谓“南道”)各国的安全。
神爵(公元前—前58年)年间,匈奴内部矛盾严重,日逐王先贤掸打算投降汉朝,派人来与郑吉联系。郑吉当即发动渠犁、龟兹各国五万人迎接日逐王,日逐王部下一万二千人、大小头目十二人随郑吉到了河曲地区,有一些人逃亡,郑吉追杀了他们,于是带着日逐王及其部下到了京师。朝廷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郑吉因打垮了车师,召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护车师西北方(天山以北,所谓“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是从郑吉开始的。汉宣帝为了嘉奖郑吉的功劳,封他为安远侯,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这时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郑吉选择西域中心、土地肥饶的地方设立都护的幕府,治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同时发展屯田事业,“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开始从属于都护。
匈奴日逐王投降于汉朝,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标志着汉朝与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消长。以往匈奴的势力很大,“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慰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自日逐王投降于汉朝,匈奴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2。而汉朝自张骞始,至于郑吉,在西域发展壮大了势力,“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汉书·西域传》。
《汉书·西域传》。
2《汉书·西域传》。
第二节段会宗两任西域都护段会宗(前84—前0),字子松,西汉天水上邦(今甘肃天水)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各国敬重他的威信。任满三年,按例更换官吏而还朝,任为沛郡太守,继又徙为雁门太守。过了几年,坐法免官。因为西域各国上书要求他前去,所以阳朔(公元前24—前2年)年间又任西域都护。
谷永与段会宗友好,知道段会宗又任西域都护,怜悯其年老又远出,写书告诫说“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踦。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大意是,您再任都护是件美事,但凭您之材,可以在朝取卿相之位,不必去西域勒功。既然远任,还望不贪奇功,任满即还,不要像在雁门时再次摔跤。远在万里之遥以保重身体为要。
段会宗到西域,各国都派子弟欢迎。乌孙小昆弥(小王)安日感念段会宗以往立他的恩德,打算远出迎谒,于是,他阻绝有些贵族的劝告,到了龟兹谒见段会宗。西域一些城邦小国都亲附于汉朝。康居太子保苏匿率领一万多人打算投降于汉朝,段会宗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朝廷派遣卫司马迎之于道。段会宗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随从卫司马接受投降者。卫司马对投降者不放心,要求他们都要自己綑绑起来,保苏匿对此怨恨,率领其众逃去。段会宗任满还朝,因擅自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而耽误了军用物资的调拨,有诏以将功赎罪论。又任为金城太守,因病免职。
建奇功于乌孙过了一年多,乌孙小昆弥安日被其国内贵族所杀,内部大乱。朝延征用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前去安抚乌孙。段会宗立了安日的哥哥末振将为小昆弥,安定了乌孙的内乱而还朝。
当时,乌孙的贵族们对勇健的大昆弥(大王)雌栗靡都很畏服,告诫牧民不要进入大昆弥的牧区放牧,免得扰乱,所以“国中大安”。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派人去刺杀了大昆弥雌栗靡。汉朝派遣中郎将段会宗前去与都护共同谋划,立了伊秩靡为大昆弥。不久,末振将死去,安日之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元延(公元前2—前9年)初,汉朝又派遣段会宗调发戊已校尉各国部队,诛伐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担心大兵进入乌孙,番丘会受惊逃亡而捉不住,就将调发的部队驻扎在垫娄,选择三个精干的壮士,每人持带强弩,直接到了昆弥的所在地,召见番丘,指责他说“末振将骨肉相杀,杀汉公主子孙,未伏诛而死,使者受诏诛番丘。”随即亲自执剑刺杀了番丘,番丘的部下惊恐而逃。小昆弥安犁靡带领数千骑兵包围了段会宗,3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段会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书·西域传》。
段会宗对他说明来意,并说“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悬麜街,乌孙所知也。”意思是,如今你们杀了我,实是自取灭顶之灾。乌孙昆弥以下的人都很惊服,承认汉朝诛末振将之子理所应当。段会宗还朝报告办事经过,公卿大臣说他“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汉成帝对他赐爵关内侯,黄金一百斤。这时是元延二年(公元前年)。
末振将的弟弟卑爰疐本来参与谋杀大昆弥雌栗靡,这时带着八万多人归附于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惧。汉朝又派段会宗前去安抚,与都护孙建共同研究对策,元延三年(公元前0年),段会宗病死于乌孙,终年七十五岁,西域一些小国都很怀念他,“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谷永劝告段会宗“因循旧贯,毋求奇功”,而段会宗偏要出奇,建功于乌孙;谷永嘱咐段会宗“万里之外以身为本”,而段会宗竟然死于乌孙。史称段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是有根据的。
《汉书·西域传》。
第三节傅介子往使西域傅介子(?—前5),西汉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人,因为从军才当上了官。先是西域龟兹、楼兰都曾杀汉朝派去的使者,到了元凤(公元前80—前75年)年间,他以骏马监的身份要求出使大宛,受诏谴责楼兰与龟兹。
傅介子到了楼兰,指责楼兰王与匈奴勾结拦杀了汉朝使者,说“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楼兰承认错误,说“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指责龟兹王,龟兹也承认了过错。他去大宛,再到龟兹,龟兹报告“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傅介子就率领部下杀了匈奴使者。回到朝廷报告情况,任他为中郎,迁为平乐监。
谋刺了楼兰王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耳,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霍光说,龟兹的道路遥远,可以在楼兰试一试。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受命出发。
傅介子与部下都带了金币,扬言是要赠送外国的礼物。到了楼兰,楼兰王并不亲近他,他就假装离去,到了楼兰西界,让译员传话“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于是拿出金币给译员看。译员还报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与他同坐饮酒,陈列财物让他看。酒喝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天子使我私报王。”就是说汉朝皇帝派我向大王秘密报告。楼兰王相信了,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帐中密谈,两个壮士从背后刺楼兰王,剑刃穿出胸前,立刻死去。他的侍从人员都吓得逃散。傅介子宣告“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因此没有引起动乱。
于是傅介子带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回朝廷报告,文武大臣都称赞他的功绩。昭帝下诏说楼兰王安归曾为匈奴间谍,拦杀了汉朝使者,发兵杀掠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人马,以及安息、大宛等派来的使者,抢去汉朝使者带去的节印和安息、大宛所献之物,违背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出使斩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已挂在北阙,给予适当的报复,而不烦兴师动众。现在封傅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动手刺杀楼兰王的两个壮士都补为侍郎。汉朝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
傅介子倚仗汉朝声威,又有冒险进取精神,所以远至西域建功,结果封了侯。西汉自张骞始,多有这样的人,如郑吉、段会宗等等。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傅介子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冯嫽冯嫽,西汉人。能史书,有办事能力。为解忧公主侍者。随从公主在乌孙时,常持节充任公主的使者,通好西域诸国。西域诸国敬信她,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
当时乌孙内乱,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带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穿井通渠,积居庐仓,准备去讨之。都护郑吉了解右大将与乌就屠相好,使冯嫽去对乌就屠说,汉兵方出,必见诛,不如降。乌就屠恐惧,说“愿得小号”。
冯嫽受到汉宣帝征召,报告了情况。宣帝派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冯嫽出使西域。冯嫽锦车持节,诏乌就屠来到赤谷城,立元贵靡(解忧公主长子)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辛武贤因此不出塞而还师。
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乌孙公主年老返汉,冯嫽也可能随之归来。
乌孙大昆弥元贵靡病死,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势弱。冯嫽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朝遣之,士卒百人送行。冯嫽出使乌孙,果然使得星靡局势稳定。
冯嫽乌孙之行,使得乌孙内乱平息,得以安定;也成就汉朝遣使绥远,而不烦劳师动众。她是个具有外交才干的杰出的女性。
本节取材于《汉书·西域传》下。
第二十五章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增进汉和匈奴间的友好。
第一节出任单于匈奴内外交困呼韩邪单于(?—前3),名稽侯珊。他是公元前一世纪匈奴族的杰出人物。
自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之际汉朝与匈奴多次交兵,双方在兵力、物力上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都产生了和亲与友好的要求。当时,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常闹矛盾,在对汉政策上意见不一,有时欲和亲,有时又侵扰。汉对匈奴始终存有戒心,既愿和亲,又不忘边备。汉昭帝时,汉朝加强边防;匈奴侵扰而“少利”,便把矛头指向乌孙,声称欲得出嫁到乌孙的汉公主。乌孙公主向汉帝上书求救。宣帝即位时,乌孙昆弥又上书求救。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大发兵击匈奴,由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带十余万骑进击,加之乌孙发动五万余骑由两边进攻,二十余万大军压到匈奴。匈奴闻知,吓得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损失很重,“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这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自领万骑击乌孙,适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邻国又乘机袭来,“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加之兵民饿死又多。匈奴经过这一灾难,“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大为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再也无力对付汉军,而“欲乡(向)和亲”。汉之边境也就“少事”得安。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壶衍鞮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立,这年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是后数年,匈奴与西域一些小国常发生战斗,而无能力侵扰汉境。同时,匈奴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权力之争。呼韩邪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单于的。
由左地贵族立为单于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他初立为单于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去龙城赴会,颛渠阏氏告以单于病重,不要远去。过几天,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贵族,未曾来到,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阴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初立,对汉朝“复修和亲”,专力对内,将虚闾权渠单于时的当权贵人全部杀掉,又将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免职,而任用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据要职。稽侯珊是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不得继位,投奔妻父乌禅幕。乌禅幕本是乌孙与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扰,便率领部属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贵族结了亲,仍然为其部属之主,居于右地。匈奴有些贵族以为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此时便率领其部属数万骑归顺汉朝,受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匈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封为归德侯。握衍朐鞮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次年,握衍朐鞮又杀了先贤掸两个弟弟。乌禅幕对此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心里怨恨。稍后,左奥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单于庭。奥鞬部贵族另立原奥鞬王之子为王,一同向东迁徙。握衍朐鞮派人带万骑追击,失败。握衍朐鞮为单于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其太子与左贤王多次谗毁左地的贵族,左地贵族也都怨恨。又过一年,乌桓击匈奴东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恼怒。姑夕王恐惧,便与乌禅幕、左地贵族等联合起来,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动左地兵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失败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恨其凶恶“不爱人”,不予援助。握衍朐鞮无可奈何,自杀身亡。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这时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
匈奴五单于相攻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带二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就杀了右贤王父子,后来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就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就这样,匈奴有了五个单于。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都失败,逃向西北,与呼揭单于联合,拥兵四万人。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四万骑分屯于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失败,逃向西北。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公元前5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杀掠一万多人。屠耆单于闻知,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遇上了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接战起来。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归奔汉朝。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这时,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随即又都于单于庭,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还只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其后二年,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战斗,杀了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这概述了当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课题。
《汉书·宣帝纪》。
第二节积极与汉和好事汉与不事汉之辩论自呼韩邪单于败于郅支单于之后,深谋远虑的左伊秩訾王劝告呼韩邪称臣事汉,向汉朝求助,他认为只有如此,匈奴才得以安定。呼韩邪与各个贵族大臣商议,都以为不可,他们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此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王不以为然,并申述己见。他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在事汉与不事汉这个问题上,匈奴各个贵族大臣相难很久。呼韩邪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思之再三,终于听从左伊秩訾王之计,决定引众向南靠近汉塞,派遣其子右贤王瞀楼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廷。这时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韩邪朝汉甘露二年冬,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愿于次年正月到汉廷朝贺。汉朝对此十分重视,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负责迎接,调发所过七郡每郡二千骑兵,排列于来道两旁以示欢迎。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朝见汉天子。事先宣帝诏有司议论接待规格,群臣以为汉对匈奴单于“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宣帝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故呼韩邪朝见时,位在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汉宣帝赏赐他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把,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糓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派使者导引呼韩邪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于长平。宣帝自甘泉宿于池阳宫。宣帝登上长平坂,诏呼韩邪不必拜谒,让他的群臣可以列队观望,各族君长王侯欢迎者数万人,夹道排列。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都呼万岁。又置酒建章宫,以飨呼韩邪单于,并示以珍宝2。
汉匈和约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二月,呼韩邪返回匈奴。他表示要留居于光禄塞下,遇有急难就自守于汉受降城。汉朝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领一万六千骑兵,又发边郡几千士马,送他出朔方鸡鹿塞。并诏令《汉书·宣帝纪》。
2《汉书·宣帝纪》。
董忠等留卫呼韩邪,协助诛伐不服者,又运送去粮食,前后达三万四千斛,供给其食用。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奉献,汉朝待之也很优厚。次年,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的使者格外有礼。再过一年,到了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又入朝于汉,汉朝对他礼赐如初,还加衣一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呼韩邪归国。汉因边郡有屯兵,故不再调发骑兵护送。
起初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就带领部下向西,打算攻定右地。屠耆单于的小弟原来侍从呼韩邪,也奔向右地,收其两兄的余众得到几千人,自立于伊利目单于,路遇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杀了伊利目,掠取其众五万余人。这时郅支闻知汉朝出兵出粮协助呼韩邪,就留居于右地,自度兵力不能敌,乃向西域进兵,击败了乌孙;又乘势北击乌揭,迫其投降,再向西击破坚昆,向北迫降丁零,并吞了三国。郅支留都于坚昆。呼韩邪于汉元帝初即位之时,又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等郡运送粮食二万斛以救其困。郅支单于自以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呼韩邪,遣使上书求回侍子。汉朝派遣谷吉护送,郅支杀了谷吉。
大约是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归呼韩邪的侍子,求问谷吉等人的下落,宣布赦免其罪,勿使他们怀疑汉欲讨伐。韩昌、张猛见到呼韩邪的民众很多,足以自卫,不畏郅支,而塞下的禽兽几乎猎尽。听说匈奴贵族大臣多劝呼韩邪北归,但呼韩邪担心北去之后难以约束。韩昌、张猛就与呼韩邪单于订立了汉匈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孙尽如盟。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及其贵族大臣都登上了匈奴诺水边的东山,刑白马,呼韩邪单于以宝刀刻金以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韩昌、张猛回汉朝报告,有些大臣以为他俩擅自作主,与夷狄诅盟,有损汉朝威信,不可允准,应该马上遣使前往匈奴,与呼韩邪单于解盟,还要治他俩“奉使无状”之罪。汉元帝以为他俩只是小过,有诏韩昌、张猛以赎论,不必解盟。其后呼韩邪便北归单于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郅支单于既杀了汉使谷吉,自知有负于汉,又闻呼韩邪单于更加强盛,担心被袭击,便向康居逃亡。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后来(建昭三年,公元前3年)郅支被汉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所诛灭。
呼韩邪单于闻知郅支被诛的消息,且喜且惧,向汉元帝上书说“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入朝于汉,受到的礼赐和当初一样,所得衣服锦帛絮比黄龙时加倍。这时呼韩邪单于亲自提出娶汉女为妻而为汉婿的要求。汉元帝乃以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赐与他为妻。汉朝因此觉得边境安宁有望,于是改元为“竟宁”。呼韩邪娶了王昭君,号其为宁胡阏氏,“宁胡”是使匈奴得以安宁之意。汉匈双方都对这次和亲感到高兴。
呼韩邪单于在位二十八年,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年)去世。
参见《汉书·西域传》上。
呼韩邪单于评论呼韩邪单于身处匈奴乱世,积极与汉朝改善关系,定和亲之好,汉朝也主动与匈奴订立盟约,这不仅使呼韩邪单于得以巩固政权和统一匈奴,促使汉匈双方得以安宁;也促使汉匈保持和好达六七十年之久;而且还促使汉在西域威信的提高及与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记载说“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这说出了匈奴与汉朝在西域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呼韩邪“朝汉”对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影响。
《汉书,西域传》上。
第二十六章刘向刘歆扬雄刘向、刘歆、扬雄同是西汉末年笃学之士,而政治和学术倾向各异。
第一节刘向、刘歆的政治生活刘向屡劾权宦。二度入狱刘向(约前77—前),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时更名向,汉楚元王刘交的玄孙。
刘向十二岁时,其父刘德保任他为辇郎。成年时提升为谏大夫,后又任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初即位时,刘向被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辅政,讨厌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尤其愤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打算报告皇帝罢退之。但还未报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许氏、史氏和弘恭、石显等告了一状,刘向与周堪被关进监牢,萧望之被罢了官。
这年自然界有地震等异常现象。宣帝觉得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人受了冤屈,打算重新启用,任为郎中。刘向通过其外亲,向皇帝上书,为萧望之等鸣冤叫屈,要求罢退弘恭、石显,而重用萧望之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矛头指向专权的外戚与宦官。这书奏了上去,弘恭、石显知是刘向所为,请求皇帝考问奸诈。刘向又被关进狱中,后被免为庶人。接着,萧望之被诬、自杀。
汉元帝悼念萧望之,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年),刘向见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谏说,大谈灾异之变与政事得失相关,矛头直指当今“谗邪并进”的宦官。石显见到其书,与许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刘向等。当年夏寒,日青无光,他们便借此说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诬陷周堪与刘向等“谋毁骨肉”,建议“勿令典事”。元帝将周堪等人下放为地方官。刘向的期望落了空。
以后,元帝虽又重新任用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但石显为中书令主管尚书之事,周堪很少见到皇帝,办事取决于石显之口。适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显诬陷是张猛所害,逼具自杀。刘向为此大为伤感,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他被废黜达十余年之久。
刘向极论外戚当权之害成帝即位,石显等伏法,刘向才又得以进用,为中郎,主管三辅灌溉之事,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刘向上《封事》,极论外家当权之害。《封事》中,引用大量历史事实,以申其说。
《封事》首引古事说“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宁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歆传》、《扬雄传》。凡引上传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继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雍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封事》继称“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
《封事》又继称外戚王氏之事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室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封事》最后指陈“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刘向的封事书使成帝为之感动,但并无办法,只有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元延年间(公元前2—前9年),异常现象屡见,星孛东井,岷山崩坏,还有日食。刘向对此颇生恶感,产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说历来天象与人事相应,“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应,应若影响”。近来灾异多见,“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建议崇刘氏,诛数奸,并要求成帝接见,以便“指图陈说”。成帝果然召见刘向,“然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很关心刘氏宗室的命运。史书记载他“数言公族(指刘氏宗室)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指外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又记载他“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颂宗室,讥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但正因刘向关心皇族而讥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与排挤。据说皇帝多次欲用刘向为九卿,然总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故终不得提拔。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
刘歆在政治上与刘向的异趣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他年轻时因通《诗》、《书》,能属文被成帝召见,因大将军王凤不同意任他为中常侍而改任为黄门郎。刘向去世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刘歆由大司马王莽推荐,任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后因写《让太常博士书》,指责诸儒专己守残和党同伐异的政策,与执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众儒所谤,出京任河内太守。后又转为涿郡太守。过了几年,以病免官,又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
哀帝去世后,刘歆受到执政者王莽的重视,他俩早年同为黄门郎,有一段旧交情,现在由王莽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与陈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为红休侯。
平帝时,王莽玩弄权术,欺上压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刘歆趋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笔杆子。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改国号,封拜大臣。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与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将哀章,号称“四辅”,居上公之位。刘歆为了与王莽拉关系,将己女许配王莽之子,结成了亲家。
刘歆与甄丰、王舜等同为王莽的心腹,参与一些阴谋篡权与吹捧活动,故得到重赏而“并富贵”。但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反对王莽者四起,刘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于是对王莽三心两意。当王莽篡位时,刘歆等内心恐惧,流于形色。王莽有所察觉,大为生疑,先发怒于甄丰,逼得其自杀,刘歆之子刘歆受牵连被处死,“牵引公卿亲党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王莽末年,社会矛盾更为严重,赤眉军、绿林军给予王莽政权以严重打击,王莽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分裂,刘歆估计王莽必败,大祸且至,又怨恨王莽杀了其子,乃与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合谋,准备劫持王莽,去投降绿林军。正待机举事之时,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杀,刘歆与王涉皆自杀,谋反事宣告失败2。刘歆死时为地皇四年(公元年)七月。刘歆掌管过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其义被班氏删取于《汉书·律历志》中。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此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刘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汉书·王莽传》上。
《汉书·王莽传》中。
2此段情节依据于《汉书·王莽传》中、下。
第二节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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