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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调任车骑将军。
定吴楚叛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
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先拟了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向景帝请示，得到景帝的同意。
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及大军出发，到霸上时，有个名叫赵涉的人拦道对他说“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2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绛侯世家附周亚夫传》和《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史记·吴王濞列传》。
周亚夫当即下车，向这人行礼请教。赵涉说，吴王刘濞得知将军领兵出发，必然伏兵于东去路线上崤山至渑池险要之处，伺机伏击。况且兵贵神速秘密，将军为什么不从此向右行进，走蓝田、武关一线，奔向洛阳，不过相差一二日就可赶到。到了洛阳，先控制武库，击响战鼓。诸侯听到消息，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周亚夫采纳赵涉的建议，南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据有洛阳武库，抢先占了荥阳，控制敖仓，还抚慰游侠剧孟2。他派兵到崤、渑间搜索，果然捕到吴王所遣的伏兵。于是任赵涉为护军。
吴楚联军“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3，围攻梁军于睢阳。梁王刘武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这时周亚夫曾向邓都尉（原是周勃门客）请教破敌之策。邓都尉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周亚夫说是确定了“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的战策4。他带军向东北进至昌邑，深沟高垒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来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按既定策略，不发兵。梁王上书向景帝报告，景帝派使者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执行诏令，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韩穨当率领轻骑兵断绝吴军后面的粮道，然后将大军推进到下邑。
这时吴楚联军已感到进退两难，乃回军向下邑，要与汉军主力决战，多次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兵应战。夜间，汉军营中突然惊动，互相攻击，扰乱到周亚夫帐旁。周亚夫安卧不起。过了一会，就安定了。吴军拉到汉军营垒的东南角，摆出在东南进攻的态势，周亚夫却安排在营垒的西北角加强戒备。一会儿吴军的精锐部队果然调到西北方发起进攻，但不能攻入。吴楚联军因为饥饿，不得已引军撤退。周亚夫乘机发动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弃自己的军队，带着几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长江以南，在丹徒进行防守。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而“自杀”。汉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大部分吴楚将士，平定了许多县邑，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过了一个多月，越地民众斩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领赏。这次用兵，前后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到这时候，将领们都承认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正确，只有梁王刘武从此与周亚夫有了嫌隙。
汉军凯旋，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二月，周亚夫升任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
亚夫冤死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周亚夫不赞成，为此争执，没有成功。景帝因此疏远周亚夫。梁王刘武每次进京朝见，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为难，说当初先帝没有封窦彭祖（窦太后兄子）、2《史记·游侠列传》。
3《史记·梁孝王世家》。
4《史记·吴王濞列传》。
《史记·楚元王世家》。
窦广国（窦太后弟）为侯，我即位后才封他俩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帝趣侯信也！（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请得与丞相计之。”景帝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未封王信为侯。窦后自然记恨在心。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人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说“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唯徐卢等人为侯。周亚夫因而称病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47年），就被罢免了丞相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此非不足君所乎？（这不是没有给你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亚夫也就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话的大意是，这个含恨不乐的人，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时过不久，周亚夫之子为父从工官那里购买五百具甲盾备作殉葬品。苛待雇工，不给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周亚夫之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恼怒，骂道“吾不用也。”于是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官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何？”周亚夫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官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官吏威逼他日益加重。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制止，因此没有死，才被廷尉捉了去，因绝食五天，吐血而死。封国也被废除。时为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周亚夫死后，景帝就封王信为盖侯。
文景时期，法治已趋苛急。周亚夫对此颇为反感。他早年认识廷尉张释之，知道他用法持平，“乃结为亲友”。他当丞相时，属吏赵禹声称“廉平”，但他觉得赵禹“贼深”，不予重用，曾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2后来汉武帝尚法，重用酷吏，赵禹当上了廷尉，成了文法深刻的酷吏之一。
《汉书·张释之传》。
2《汉书·酷吏·赵禹传》。
第十三章朱家剧孟郭解《汉书·地理志》论述汉帝诸陵园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世家、豪杰，有富人，论述得很简单，并且涂抹了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它提供了当时阶级分析的线索，是汉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基本上都写的是世家系统的人物，他也写了豪杰和富人，那就是《史记》的《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篇幅也都写得很少，但写得精彩出色。
《史记·游侠列传》写了游侠作为地方势力的力量，写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朝廷利用的力量，同时也是朝廷唯一的力量。这是一篇写汉代社会的大文章。
《游侠列传》写了朱家、剧孟、郭解，他们都是游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材料依据《史记·游侠列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朱家朱家，鲁人，大约与高祖同时，因任侠闻名于鲁及关东一带。
朱家的生活简朴，“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出门只乘一牛之车。可是他救济别人却很慷慨，平时专好打抱不平，替人家解难，十分认真，往往不避个人安危。人们都乐意与他交往。
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经多次围困汉王刘邦。刘邦坐天下后，便以重金购求季布。布告上说，谁胆敢藏匿季布，罪及三族。季布先是躲藏在河南濮阳县周氏家中，由于官兵追捕得紧，他听从周氏计，剃发为奴，周氏用拉棺木的牛车把他运出河南，拉到朱家的家里出卖。朱家明知车中所拉的是季布，还是把他买了下来，藏在家中。
朱家随后驾车去洛阳。他找到了汝阳侯滕公，问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刘邦下重赏捉拿？滕公说季布数为项羽围上，上怨之，所以非要捉住他。朱家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贤者。”朱家于是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为项羽围困汉王，这是他的职责呀。难道项氏的臣都要杀了吗？今天陛下刚刚得天下，就以个人恩怨购求一人，这样做，何示天下之不广？况且象季布这样的贤能之士，汉求之急，只会逼他北走胡或南入越的。“夫忌壮士以资敌国”，当年伍子胥鞭荆平王之墓的事迹不就是这样吗？你何不向陛下进谏？滕公深知朱家的为人，又觉得朱家说得有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朱家一席话很有见地，他指出了刘邦诛杀仇怨将会引起的后患。后来，刘邦赦季布，拜为郎中。季布至尊贵后，并没有回报朱家救难之恩。朱家因此事而闻名当世。
朱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不仅只季布一人，他藏活的豪士有百数，其他各类人物不可胜言。不过他从不夸耀，也不在乎别人是否感恩于他。他的事迹为后人所传颂。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第二节剧孟剧孟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一带有名的豪侠。他的行为同朱家的行为大致相同，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活豪士，不求报酬，因此而显扬于诸侯。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以清除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带兵出征。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喜，说洛阳得以保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剧孟没有动，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样看来，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吴楚举大事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大事。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天下骚动，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足见剧孟的势力之大，对当时形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剧孟的事迹虽流传不多，司马迁还是郑重地为他立了传。
剧孟死后，家无十金之财。
《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三节郭解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每月一次。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郭解此举，得到少年们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始终不听。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仇家听了他的劝解。郭解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请求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诸公争相为用，亡命者多归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武帝年间，朝廷迁徙豪富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贫，不中赀，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说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数众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把轵县掾的头扭断了。后来，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所杀。杨家上书武帝，上书人又被杀。武帝下令捕捉郭解，并要“穷治所犯”。办案人到轵，郭解的门客齐口称誉。有一儒生却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以称贤？”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不知去向。办案人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任侠行权，以小冤小仇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郭解全家被诛。司马迁说我看郭解这个人，貌不惊人，语不足采，然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都倾慕他的名声，言侠者都称引郭解。俗话说，以貌荣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誉荣名，岂有尽乎？
第十四章汉武帝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第一节强干弱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强干弱枝的思想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娄敬对高祖献策移民，正式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陈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这种“众建说”是在朝廷和诸侯王之间建立强干弱枝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文帝采纳了这个主张，但未能真正实行。景帝时推行的削藩策，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因操之过急，出了乱子。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多种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献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以主父偃的分析，强干弱枝对保持朝廷统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办法是有关的皇族所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断加强了朝廷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于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分别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盐铁官营，即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经营管理，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铸币制度，即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均输、平准制度，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官于京师，“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平抑物价。这样，就把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树立了儒学的统治权。他在太学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应”《汉书·主父偃传》。
《史记·平准书》。
说，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他的“三纲”说，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成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以上各项体制的树立，使汉成为规模具备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它深远的影响。
对人才的重视对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贤能的辅佐是决不可少的。刘邦深明这一点，他在称帝后，同群臣议论刘、项得失。他说他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获得胜利；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灭亡。文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人，他尊重细柳营的严肃军纪，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武帝继承先帝这个传统，在继位后，多次下诏求贤。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极想见其人。他见汲黯，衣冠不整齐不见。主父偃、徐乐、严安被诏见，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蝉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2这可见武帝时人才之盛，此后，虽有名臣，也非武帝时期之可比。
体制之建树，人才的登用，是治国的两件大事。武帝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标志。
《汉书·主父偃传》。
2《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第二节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域、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汉和匈奴关系的变化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通西域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命张骞通西域。张骞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归来后以所了解情况报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已设置河西四郡，由内地至西域交通畅通无阻，顺利地到达西域，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族与汉朝的联系，同乌孙建立起和亲关系；并派许多副使随同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从此以后，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开辟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汉使以及商队往来的供应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西汉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天山南北各国。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之一部分。
参考《汉书·韩安国传》。
《汉书·匈奴传》上。
通西南夷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起，大兴土木，修宫室，凿池籞，先后修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他巡游，各地尚建有行宫。园囿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游无度，从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以后，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记载的巡游达二十余次之多，足迹遍于长江以北各郡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还想亲自入海求神仙，后被东方朔固谏乃止。
武帝这些活动，不仅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加之繁重的赋税、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的恶果。武帝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农民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声势之大，要超过秦末农民起义初期时的情况其最著者，“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起义军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杀戮官吏，释放囚犯。汉武帝急忙派遣军队到各郡县镇压，对起义军大肆屠杀，甚至把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一概处死；并作“沉命法”，规定凡是发生起义的地区，如果郡县没有发觉，或是捕杀起义人民不够多的，有关的大小官吏都要处以死刑。尽管西汉朝廷用尽一切严刑酷法来镇压起义人民，并没有能把起义镇压下去。
轮台之诏和政治改革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汉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汉书·酷吏·咸宣传》。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罢去了诸方士侯神人者。
同时，武帝又于是年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之戍。诏书中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2武帝下诏后，“由是不复出军”，减少了边事。他又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运。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死，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陕西茂陵。
《汉书·西域传》。
2《汉书·西域传》下。
第十五章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公孙弘，都是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体系，对当时以及后世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董仲舒及其学说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79年），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或说景县）人。他少年时代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与胡毋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因为他治学认真，所以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司马迁看来，自汉初到汉武帝，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班固则认为，董仲舒是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上书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汉武帝对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十分满意，于是用他为江都（今扬州）相，辅佐易王刘非。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礼义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对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治理封国用《春秋》灾异学说的观点，推衍阴阳的变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闭塞阳气，而放纵阴气的发展；要使雨停止，其方法则相反。其实这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而已。
著书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愿意领兵出击匈奴。汉武帝不许可。因为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很可能因为此事，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论议”之官，居于都城长安。在此期间，董仲舒因善为灾异之说，便在家里就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2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道它是老师所写，以为是很愚蠢之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狱，继又下诏赦免其罪。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约与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有关。在他复为中大夫以后，汉武帝又下诏书，要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即要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汉书·景十三王传》。
2《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吾丘寿王传》。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语，可见此时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复为江都相。董仲舒为人廉洁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学，造诣很深，而丞相公孙弘在这方面远不如他。公孙弘此人对于和他有过矛盾冲突的人，虽然表面上与其亲善，而背地里却喜欢陷人于罪。他妒嫉董仲舒，盘算着找机会报复。他知道汉武帝的哥哥胶西王特别恣意放纵，便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为胶西王相。汉武帝便调董仲舒为胶西王相。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是个大儒，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的对待他。但是董仲舒还是怕时间长了难免得罪，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情况，专心从事著书立说。
董仲舒在家居数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而他的对答都能阐明纲纪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最后因“年老，以寿终于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以百数，而他的子孙皆以有学问而做大官。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说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2。而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3。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有骨3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2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4，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5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春秋繁露·郊义》。
2《春秋繁露·阴阳义》。
3《春秋繁露·阴阳义》。
4《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5《春秋繁露·服制象》。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2，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3董仲舒还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5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这里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可见“谴告”之说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2。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3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神秘的认识论与性三品说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视反听”4，“察身以知天”，即由内省的《春秋繁露·顺命》。
2《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3《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4《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5《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春秋繁露·服制象》。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2《春秋繁露·楚庄王》。
3《春秋繁露·楚庄王》。
4《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2。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天意。他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3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4名并非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还认为，“名”要符合“义”与“理”5。他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认识是以“名”为中心，他说“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可见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实”。显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的“名实”论的发展。
董仲舒的认识论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7。因此，他的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其所以如此，这是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分不开的。
董仲舒的人性论，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8。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9，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10。他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他认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谷米。禾苗长大能结出谷米，而禾苗并不全都能长出谷米。善是从质朴的性中经过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质朴并非完全成为善2。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3。这种统治方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春秋繁露·郊祭》。
2《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春秋繁露·祭义》。
8《春秋繁露·实性》。
9《春秋繁露·玉杯》。
10《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3《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