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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胡、楼烦，另一方面，自代至高阙沿北边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防范匈奴。燕将秦开破东胡，却地千余里后，自造阳至襄平筑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昭王败义渠后，夺取“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三国为防范匈奴侵扰，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头曼单于时期的匈奴当秦始皇时期，头曼单于在位，势力甚为强大，迫使秦始皇修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以防范匈奴南下侵扰。但由于“东胡强而月氏盛”，秦处南方，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头曼单于不得不率众北徙。陈胜、吴广起义后，头曼单于乘中原多事，南下收复河南失地，再与中原对抗。匈奴的社会性质，在冒顿单于即位后，发生了变化，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部落国家的社会阶段。
冒顿单于和匈奴事略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者，不另一一作注。2《观堂集林·鬼方昆夷ǎ狁考》。
《史记·赵世家》。
第二节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盛冒顿杀父夺权冒顿是头曼的儿子。当他已被定为继承人的时候，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生少子。头曼爱少子，欲废冒顿，送冒顿于月氏为人质。此后，头曼发兵攻月氏，欲激怒月氏而杀冒顿。月氏果然欲杀冒顿。在紧急关头，冒顿盗其善马，亡归匈奴。头曼见冒顿勇壮，觉得杀了可惜，遂改变主意，命他为万骑将领。
冒顿日夜练兵，教士卒射猎鸟兽。他以鸣镝为号令，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鸣镝射自己的善马。有些将士不敢发箭，冒顿便把他们统统斩杀。而后，冒顿又鸣镝射其爱妃。将士仍有犹豫未射者，冒顿又把他们杀掉。不久，冒顿以鸣镝射其父的善马。将士皆随鸣镝发箭，至此，将士已养成习惯于绝对服从的军纪。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9年），冒顿率将士随其父狩猎。突然，冒顿鸣镝射其父头曼单于。将士皆随鸣镝放箭，头曼单于被乱箭射死。冒顿既杀头曼单于，随即尽杀其后母与弟以及大臣不服从者，自立为单于。
冒顿统一各部东胡看到匈奴内部斗争，冒顿政权未稳，认为有机可乘，遣使匈奴，要求得到原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寻问群臣的意见，群臣皆说“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却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他答应把千里马送给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软弱可欺，又提出要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又把阏氏送给东胡。东胡两次得手后，日益骄横，得寸进尺，竟然提出要独占东胡与匈奴之间的大片空地。冒顿又问群臣。群臣回答说“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勃然大怒，斥责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他把主张予的大臣统统杀掉。然后，冒顿出击东胡。由于东胡毫无准备，冒顿大破东胡，掳掠畜产、人民，胜利而归。冒顿乘胜，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洋，收复被秦蒙恬夺占的河南故地。后又“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当时，正值秦末汉初，中原多事，无暇北顾。冒顿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控弦之士很快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而后，他不断南下侵扰燕代地区。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阻止匈奴的侵扰，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围攻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因南逾句注，攻太原，兵至晋阳。
军政合一组织的建立冒顿以前，匈奴的官制不甚可考。冒顿时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匈奴官制的特点是双职，即都设左右。二十四长各有份地，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盘最大。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治理政事。二十四长，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
匈奴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最贵。单于阏氏常从此三姓中选取。诸大臣皆世官。二十四长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长官及生产的组织者。这是一套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以冒顿为首创。
冒顿时期，匈奴的法律仍很简略。“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单于每日早拜日出，晚拜月。族内聚会不多，只是正月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先人、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战争方面，制订了一些奖励制度。斩首虏者，赐一卮酒。掳得财物，归其所有。俘获人口，以为奴婢。由于这些规定，战争中人人为利而战，见敌追逐，如鸟飞集。不利，则瓦解云散。无封树丧服之礼。大首领死者，从死者往往多达数百千人。
冒顿与汉之间的平城之战汉业初定，匈奴在北边的威胁已然存在。刘邦徙韩王信于代，可说是一种防范措施。韩王信投降匈奴后，匈奴的威胁更显得严重。刘邦不断遣人侦探匈奴的虚实。冒顿为了诱使汉兵进击，把所有精兵隐藏起来，使汉人侦察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刘邦仍不放心，又遣刘敬侦查。刘敬回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大兵已经出发，刘邦听不进刘敬的话，遂率三十二万大军，征伐匈奴。遇天下大雪，将士“堕指者十二三”。冒顿佯败后退，“诱汉兵”。刘邦的先头部队行至平城，被冒顿的四十万伏兵包围，一连七日，内无粮饷，外不得援救。刘邦用陈平密计，遣使厚赠单于阏氏财物，还散布流言说，汉欲送单于美女以求和。于是阏氏劝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原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约，二人之兵，逾期未至，冒顿怀疑有变。于是，纳阏氏之言，解围一角。刘邦这才率士卒逃出，与大军会合。冒顿引兵还。
平城之役，发生在汉七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它使刘邦看到匈奴不可以力取。于是他只好接受刘敬提出的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
刘邦死后，吕后以女主当政。冒顿对吕后很轻视，致书吕后，有吕后不能忍受的话，吕后见书大怒，欲发兵征讨匈奴。季布提醒吕后，“高帝平城之败，至今呻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吕后只得强忍怒火，婉言相拒，并赠冒顿车二乘，马二驷。
汉文帝继位后，匈奴右贤王于文帝三年（公元前77年），率众扰上郡。文帝遣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骑击右贤王，右贤王出塞。次年，冒顿致书文帝，把右贤王的侵扰说成是汉边吏的挑衅，并威胁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文帝召集群臣，研究对策。公卿皆说“匈奴新破月氏，不可击。”于是文帝于六年（公元前74年），致书冒顿，申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并赠送冒顿锦衣金饰绣缎等礼物。是年，冒顿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
冒顿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9年）即位，至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死，在位三十六年。他在位期间，匈奴从氏族联盟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他以武力统一匈奴各部，吞并周围部落，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雄居于我国北方，对我国北方的发展，有超出前代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冒顿死后的匈奴冒顿建立的强大政权，在他身后，仍然困扰着汉政权。汉在文景时期，继续刘邦、吕后的政策，与匈奴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汉以宗室女为老上单于阏氏。文帝遣中行说护送公主于匈奴。中行说不愿去。文帝强令其去。中行说降匈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并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伺机攻汉。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进至与长安不远的甘泉宫。文帝遣周舍、张武发骑十万，车千乘，驻守长安旁，防范匈奴。又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遬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为前将军，发车骑击匈奴，但均无所获。老上单于一再南下侵扰，掠夺财物，杀伤人畜甚众。汉患之，乃遣使遗单于书。单于遣使报谢。文帝于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再次遣使致单于书，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重申汉与匈奴的界限，要求单于遵守。匈奴老上单于卒，子军臣单于即位后，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率六万骑，侵扰上郡、云中，“杀略甚众”。文帝遣三将军屯北地，又遣三将军屯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匈奴。景帝五年（公元前52年），汉以宗室女为军臣单于阏氏。景帝时期，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武帝时，改变了对匈奴的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先后发动十多次征讨。
其中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两次进攻，使匈奴受到严重打击。匈奴遭受失败后，仍想保留和亲所得，“数遣使于汉，请求和亲”。孤鹿姑单于在遭到武帝拒绝后，又摆出其先辈的态势，威胁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言下之意，如不奉送，匈奴将攻汉边境。孤鹿姑单于的威胁，对于已经强盛的汉，毫无价值。武帝继续对匈奴用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损失惨重。
匈奴南下掠夺受阻后，矛头转向西方。乌孙深受其害，乌孙昆尔上书汉宣帝，表示愿发全国一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击匈奴，请求汉出兵相助。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遣田广明率四万余骑出西河，范明友率三万余骑出张掖，韩增率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率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率三万余骑出五原，击匈奴。常惠助乌孙昆尔，将其五万余骑，从西方出击，与五将军配合。匈奴闻汉大兵出动，率其老弱，驱畜产远走。五将军出塞二千余里，所获甚少，而乌孙兵则所获甚多。他们攻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又得马牛羊等牲畜七十余万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
第九章赵佗第一节开辟岭南两征岭南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平定岭南，设置郡县，岭南正式与中原并为一体。赵佗是完成这一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任南海龙川令。
据《淮南子·人间训》，秦统一六国后，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征伐岭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经过艰苦战斗，秦打败了越人，杀了他们的领袖译吁宋。越人并未屈服，他们转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适戍以备之。”《淮南子》没有提到赵佗。《史记·主父偃传》记载这次战役说“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显然，这次征战是以屠睢和赵佗为统帅的。
越人击杀大将屠睢后，使秦有被赶出岭南的危险。始皇再次发兵征岭南。这是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他“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此后，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这两个人当也是在这次战争中立了功的人。
南越建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9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南海尉任嚣欲响应起义，但染病，危在旦夕。乃召赵佗，分析形势，说“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继承任嚣的遗愿，负起南海尉的重任。任嚣死，赵佗传檄横浦、阳山、湟溪关说“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秦亡，赵佗迅速“击并桂林、象郡”。岭南三郡并为一体。赵佗自称南越武王。赵佗此举，避免了岭南地区重新出现百越的分裂状态，避免了中原地区遭受的多年战争之苦。这对岭南地区百姓的安危以及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随着南越的建立，越族在中国历史上再次显示其重要性。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营二十余年，终于灭吴，报了会稽之耻。随后北渡淮河，与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命勾践为伯。后来，楚威王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赵佗事迹见于《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及《汉书·南粤王传》者，不一一作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南海上，服朝于楚。”越族衰落了。
汉初，越族的地位再次上升。第一，出现了越族政权。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他虽然不是越人，但早已越化。赵佗自己也不回避这一点而自称“蛮夷大长老”。南越的百姓以越人为主，其国名叫“南越”。所以，南越是越族政权。刘邦又立越君“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惠帝立闽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就形成了南越、闽越、东海三个越族政权。第二，不少人靠越族的力量受封拜爵。吴芮因率“百粤之兵，以佐诸侯”，封为长沙王。梅鋗因率越人灭秦有功，“封十万户，为列侯”。贳侯“以越户将从破秦”。海阳侯“以越队将以破秦”。绛阳侯“以越将从留起”。煮枣侯“以越连敖从丰起”。这可见，越人破秦有功，被封侯爵。这些人是不是越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是靠越人爬上去的。而归义越侯严和甲、越驰义侯遗之为越人，是无疑问的。
越族各部通称“百越”，生活在今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越南的北部。越的始祖，《史记》、《汉书》均追溯到夏帝少康，两书都说夏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其详不可考。
第二节携土归汉接受封号汉十一年（公元前9年），刘邦遣陆贾使番禺，拜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见陆贾时，用越人打扮，神态倨傲。陆贾斥责赵佗说“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接着，陆贾大事宣扬刘邦得天人之助，灭秦夷楚的功绩。然后，他进一步威胁说“天子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城，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陆贾的一席话，打击了赵佗的傲慢。他坐不住了，起身谢罪，承认久居蛮夷，“殊失礼义”。然而，他毕竟是统一岭南的人物，他又自负地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贤？陆贾含糊地回答，他似乎贤于三人。赵佗又问，他与刘邦比，谁贤？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越“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不服气地笑着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赵佗虽然对刘邦不尽服气，但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对汉称臣。
汉对赵佗的和协政策，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在陆贾出使南越这一年，刘邦一方面要对付韩王信部下王黄、赵利等人的骚扰，一方面忙于铲除异姓王。正月，杀淮阴侯韩信。三月，杀梁王彭越。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一年之内，刘邦两次出马镇压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对汉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赵佗的存在，通过加封实行松散的统治。赵佗既然“自保一方，兵力震于荒裔”，如拒绝接受封号，刘邦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而且开辟了一条从分裂到统一的和平途径。
称帝与帝号的撤销吕后时，采纳有司的建议，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遣内史潘、中尉高、御史平先后上书，请求吕后解除禁令。吕后非但不取消禁令，反而将三人扣留。因为刘邦曾把南越封给长沙国，赵佗误认为禁运是长沙国的主意，想以此削弱南越，进而吞并南越。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83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邑。汉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助长沙国征南越。因气候潮湿，士卒大疫，汉兵不能逾五岭。岁余，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称制，与中国侔”，并且“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强大的南越，成为汉在南方的大患。
出兵后，赵佗曾致书周灶，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文帝即位后，主动采取措施，遣人把赵佗家祖坟修葺一新，并置守邑，岁时祭祀。召赵佗的昆弟，安排官职，厚加赏赐。然后，以陆贾为特使，带上文帝书信和礼品，出使南越。文帝赐赵佗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在承认“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患，通使如故。信中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虽然“定百越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与汉廷抗争，仍显力不从心。再说，他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赵佗表示，愿意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下令去帝制黄屋左■。他复信文帝，解释攻长沙国的缘由，承认错误，表示不敢背先人，“改号，不敢为帝矣”，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同时，献白璧一双、翠鸟千只、犀牛角十只、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珍贵物品。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称臣奉职，不断“使人朝请”，维护与汉的和好关系。然赵佗在南越仍然称帝，只对汉称臣，称王。文帝不费一兵一卒，使赵佗称臣，使南疆安定，是汉代在民族地区的重大成功。当然，这也是赵佗对国家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
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37年），赵佗卒，孙胡继位。是年距汉建国已七十年，皇甫谧称“佗盖百岁矣。”赵佗在秦始皇时期为南海龙川令，年龄当不会太小。在汉又生活了七十年，其子已先他去世。以此看，赵佗享年百余岁的说法，是可信的。
吕嘉的叛乱赵胡继王位的第三年（公元前35年），闽粤王郢发兵攻南越。赵胡诉诸汉廷。武帝遣两将军征讨闽粤。兵未逾岭，闽粤王弟余善杀郢以降。汉罢兵。武帝使庄助谕意南越以汉击闽粤之功。赵胡当即表示要报汉恩，令太子婴齐随庄助入宿卫，自己也准备稍后朝见武帝。庄助去后，南越大臣谏赵胡勿行。他们说“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称病，不去朝见武帝。十余年后，赵胡卒，太子婴齐继王位。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婴齐立樛氏为王后，兴为太子。这时，武帝又数次遣使讽谕婴齐朝见天子，“用汉法，比内郡诸侯”。婴齐和其父一样，称病不行。婴齐卒，子兴继位。兴母未为婴齐妻时，曾与安国少季私通。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武帝再次遣安国少季使南越，辩士终军、勇士魏臣随行，谕王和王太后入朝，比内郡诸侯；并令路博德屯兵桂阳，等待消息。安国少季至南越，复与王太后私通。越人颇知之，于是多不服王太后。王太后欲依汉威，劝王及群臣内属，上书“请比内郡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武帝许其请，并赐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印绶。“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郡诸侯。”王与王太后准备北上朝见武帝。丞相吕嘉数谏，王不听。吕嘉连相南越三王，宗族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其男娶王女，其女嫁王子，势力大，耳目多，“得众心愈于王”。吕嘉谏止无效，便欲叛乱，称病不见汉使。汉使欲诛吕嘉，慑于其势力，未敢轻动。王与王太后恐吕嘉发难，欲借招待汉使者谋诛吕嘉。乃置酒宴。王太后南向坐，王北向坐，吕嘉及大臣西向坐。吕嘉弟将兵居宫外。席间，王太后质问吕嘉说“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她以这席话激怒使者。汉使欲诛吕嘉，而犹豫不决。吕嘉见势不妙，即出。王太后欲击杀他，王劝阻，吕嘉遂出。于是，吕嘉决心进行叛乱。
武帝以为，使者优柔寡断，但又认为吕嘉叛乱不足为患，不想发兵。他想令庄参将二千人擒吕嘉。庄参说“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韩千秋说“以小小之越，又有王和王太后相助，愿带二百勇士，斩吕嘉头，以报天子。”于是武帝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入南越地。吕嘉闻汉兵至，起兵叛乱，杀王和王太后，立王兄建德为王。传令郡县，煽动民族情绪，抗击汉军。韩千秋初入越，略有小胜。行至距番禺四十里，大败身亡。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将楼船士，四路征伐南越。次年，杨仆攻陷寻陕、石门，得越船和积粟，进而挫败越军先锋数万。待路博德至，共围建德、吕嘉于番禺。杨仆居城东南，路博德居城西北。天黑，杨仆攻击越军，纵火烧城，天明，城中皆降。吕嘉与建德逃入海中，乘船西去。路博德遣人追击，获吕嘉和建德，尽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南越自赵佗称王，历五世，近百年而亡。
第十章汉文帝汉景帝汉文帝、汉景帝是西汉时政绩比较好的两个皇帝。旧史相袭，称他们在位的时期为文景之治。
第一节汉文帝大臣拥立汉文帝刘恒（公元前），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9）春，破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80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汉宗室、大臣与外戚吕氏间本来存在的矛盾顿时公开激化。吕禄、吕产害怕被诛，阴谋作乱。周勃、陈平等大臣与汉宗室刘章等合谋诛除诸吕，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乃“高帝中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立刘恒为帝较为合适。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刘恒。刘恒一再推辞，探听了消息之后才来到长安，受到大臣们的欢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们去拜谒，送上天子之玺，尊他为皇帝。他谦逊地说，自己不足以当此重任。陈平等群臣坚决请求。他谦让再三，然后才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于是当夜入未央宫，登上帝位。宽厚的政治和恭俭的作风文帝即位后，封赏了诛吕有功的将相大臣，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因此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一条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55年）春正月，文帝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7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批评官吏劝农不力，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税。后元元年（公元前3年），因连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忧，文帝下诏求言。诏中所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未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欤？”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农民为何饥馑。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办法。
文帝还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裁减了侍卫人马，以减轻赋税。据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按汉初常赋百二十，岁一事，文帝时的赋役仅为三分之一。
文帝劝民力农，减轻租税和赋役，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汉初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对群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本篇材料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者，不另作注。《汉书·贾捐之传》。
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的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于是下诏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但后来（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谋反，文帝“复行三族之诛”2，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滥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78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对于秦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许臣民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时，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说明政策是兑现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逮系至长安。淳于公无子，少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提出要求“愿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动，随即下令废除肉刑。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这是上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又拟定处治罪人之法。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但不管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
曾有这样三个有关文帝与法故事文帝有次经过中渭桥，有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的坐骑，因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审查，知其并非故意惊驾，只处以罚金。文帝生气，以为罚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异，如果随便更改，“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称是。有人偷了高祖庙坐前的玉环，廷尉张释之定了弃市罪。文帝以为轻了，说要族诛。张释之说，偷玉环就株连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处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军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过就被罢官削爵。冯唐对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用人有问题。文帝听了，立即赦了魏尚，复其官职2。
文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西汉建立后，王国势力的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文帝本以代王入朝为帝，自然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听取了贾谊的建议，在原来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目，以分散其实力，使朝廷跟他们的关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谋反罪废了淮南王刘长，又于十六年立刘长三子都为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表面上以示对宗室的怜悯，实际上以大化小，一分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2《汉书·刑法志》。
《汉书·刑法志》。
2此段情节与引文，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汉书·淮南王传》。
法，将齐地分给悼惠王的六个儿子。这一建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诸侯王的分封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帝不仅在政治上宽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俭的作风。他从代地即位以来，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工匠计之，置百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常衣绨衣，还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他又主张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他的这种俭朴的作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颂。
与匈奴的和与战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自刘邦平城被围、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以来，主要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同匈奴的关系。但匈奴总不能信守盟约。文帝即位之初，与匈奴复修和亲之好，以加强汉皇朝政权的稳固。文帝三年（公元前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人马反击，赶跑了匈奴骑兵。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复和亲之好。汉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给冒顿单于一书，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送去。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为其出谋划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冬，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十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他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六月，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冬，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苏意为将军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争得了边境上相对的安宁。文参考《汉书·匈奴传》上。
帝进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移民于北方边塞，使其屯田务农，加强了边备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57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宫，遗诏薄葬。
第二节汉景帝宽厚政策的继续汉景帝刘启（前88—前4），汉文帝之中子，公元前57年即皇帝位。景帝即位时，已不是文帝登位时的形势。经过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汉初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日趋安定。因此，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了“与民休息”政策。
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春正月，下诏说“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广大地者听之。”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景帝二年（公元前55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将以往十五税一的田租，又减轻了一半。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他在诏文中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由于景帝重本抑末，减轻赋税，“民遂乐业”2，农业生产有所增进。
此外，在对待匈奴的关系上，景帝也采取了争取和亲、积极防御的措施，故当时匈奴只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3。景帝还把来降的匈奴封为列侯，汉匈两族“通关市”，足见这一时期的边境关系是比较友好和安定的。
景帝在刑法上也很慎重。在他在位期间，下诏减免了一些刑法，制定了惩处官吏犯罪的办法，并有“欲令治狱者务先宽”之说。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促进作用。
“削藩策”的推行景帝时，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长。文帝时虽然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的主张，但并未真正推行。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收归朝廷直接统辖。他削夺了赵王国、楚王国、胶西王国的封地，还准备削夺吴王国的封地。诸侯王不甘心其权势被削弱，于是在景帝三年春，爆发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反对朝廷的叛乱。
吴王刘濞早已蓄谋夺取朝廷大权。他盘据吴王国，利用当时优越的经济条件，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又减免赋税收买人心，并引诱各处来的逃犯及流民为其服役，因而经济和军事上有一定实力。当景帝采取削夺王国土地时，刘濞立即诱逼和勾结其他诸侯王举兵作乱，吴楚联军直指中原。晁错劝导景帝对叛乱者坚决镇压。景帝起初听信袁盎之言，杀了晁错，以求平息事端，实际上是上了刘濞等人“清君侧”阴谋的当。当他发觉吴楚七国并未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史记·孝景本纪》及《汉书·景帝纪》，凡引此两纪文字者，不另作注。《汉书·食货志》上。
2《汉书·食货志》上。
3《汉书·匈奴传》上。
诛晁错而罢军，立即采取积极的对策，派遣代理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去迎击。由于人心向背、军事实力及战略战术诸方面的因素都是汉军见长，故在三个月内汉军便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经过这个事件，景帝不仅继续推行“众建诸侯”政策，而且还把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朝廷，并裁减其官吏，降黜其官吏的秩位，他于中元三年（公元前47年）下诏“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又于中元五年（公元前45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都是为了抑损诸侯王之权，使其低于朝廷。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诸侯王国的独立性，使其几乎等同于朝廷直接统辖的郡县。
景帝通过一些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办法，打击了分封势力，加强了君主专制。
后元三年（公元前4年）景帝死。终年四十八岁。
第十一章贾谊晁错刘安西汉早期，先秦诸子学风仍有流传。贾谊亦儒亦法，晁错是法家，刘安杂收诸家。
第一节贾谊青年政论家及其早死贾谊（前0—前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著名的政论家。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在郡中颇受称誉。河南守吴公因治郡和平数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学生，为文帝所了解，被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贾谊被文帝召以为博士。
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据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为之对答，还尽如人意。诸生于是公认他才能出众。文帝为之高兴，破格提拔他，一年中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朝代秦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应当适时改进一些陈规旧法。他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同时草拟了色尚黄，数用五，改官名，更法令及列侯就国等一些具体方案，呈奏于文帝。文帝因初即位，权位不稳固，自以为不宜过早改制，但对贾谊颇为赏识，考虑将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将相大臣都对贾谊之议非常反感，乃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些人多是汉初功臣，盘据要职，安于现状，害怕改制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故公开反对贾谊改制之议，自然也反对重用他为公卿。文帝迁就功臣宿将，只好稍稍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闻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以悼念伟大的屈原，并“因以自喻”。其辞有云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鹄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增击而去之。贾谊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命运连系起来，认为同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四月，有天下午，一只鸮飞入他的房间，立在座位旁边。鸮，又称猫头鹰，楚地人称其为“鵩”，传说是“不祥鸟”。贾谊外放，本来感触良多，便借机写《鵩鸟赋》，以抒情怀。其辞有云万物变化，固无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穆无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汉书·礼乐志》。
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2贾谊接受了老庄思想，据祸福相倚之说，认为人生如浮舟，准备对吉凶生死坦然处之，所以不计较细小变故，也不放弃自己的见解，表示出他对生活与政治仍然具有一定的信心。
又过了一年多，贾谊被文帝征召入京朝见。入见时，文帝正坐在未央殿前宣室里受祭神的余肉。文帝因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具体他讲了为什么有祭鬼神的缘故。一直谈到半夜，文帝在席上逐渐向前移动坐位，细心地听贾谊之言。快结束时，还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久，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楫），是文帝的小儿子，受宠爱，而好书，所以命贾谊辅导之。同时，文帝在政治上还征求贾谊的意见，“数问以得失”。
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作为梁王师傅自感有失辅导之责，经常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8年），终年仅三十三岁。原有集，已散佚，今人辑有《贾谊集》，其中包括《新书》五十六篇、疏七篇、赋五篇及其他文章。
《过秦》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治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著名的是《过秦》与《治安策》。
贾谊写《过秦》的主要论旨，是如何安民的问题。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现实政治，发表政治见解的表白。他在汉初统治者刘邦、著名学者陆贾等人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影响下，也很注意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大约二十二岁那年就写了著名的《过秦》，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
此论首先肯定秦的统一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协助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继承了孝公事业，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统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老百姓“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评论秦的统一之功，也是肯定汉初的统一大业。在当时诸侯势强，存在着分裂割据危机之时，此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此论又指出，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还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使秦的统一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甚至秦始皇去世后，“余威振于殊俗”，影响还是不小。这个总结，也符合秦始皇于武力统一后，为巩固统一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实行有力措施的实际情况。
此论的重点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曾说好端端的一个统一皇朝，到了秦二世即位，不几年就被陈涉起义和诸侯叛变冲垮了。论秦朝，此时的2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权势不减当年，威力自然不小。论陈涉，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武力智谋，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国诸侯。但为什么陈涉作难，秦朝就垮台了呢？贾谊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统一前后的形势不同，统一之前处于攻势，那是可以凭借武力的；统一之后已处于守势，就应该施行仁义，而秦朝却“暴虐”不施仁义，所以灭亡。
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广大人民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秦朝统治者拒谏饰非，使得“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
《治安策》贾谊向文帝所上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故此论比之《过秦》，政论性更突出，论旨更具体。他首先批判当时有种“已治已安”的论调，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他以为当时未治未安，存在严重危机。于是，谈了下列几点首先指出，诸侯王国势大而使国家不安，必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初实行郡国制度，既有直属于汉皇朝的郡县，又有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与汉皇朝有一定的离心力，时而久之，分裂割据与统一集权的矛盾从缓和趋于激化，由隐蔽走向公开。贾谊觉察到，汉皇朝初期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之后，刚分封不久的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先是淮南厉王刘长阴谋夺取帝位，接着是济北王刘兴居起来造反，继之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正在谋叛。他强调“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务必抓紧时机，治之于未乱之时。
贾谊以为，要解决分封制带来的矛盾，只有加强朝廷权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诸侯王听命于汉皇朝；对于那些反叛者，坚决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就是将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此论对于以后晁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诸王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故史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此说是符合史实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扰而使汉朝不安，必须对匈奴严加控制。西汉之世，匈奴是汉朝之劲敌，常侵扰汉的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为汉朝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汉皇朝初期，与匈奴战争，负担和损失太重；与匈奴和亲，又必须付出很多财物，而且难以阻止其不再来侵扰。贾谊从大汉族主义出发，认为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头足颠倒，汉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认为，这种病应该治，也可以治，因为汉大于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担制驭匈奴的任务。后来没有兑现。
还指出，豪富奢侈而隐伏危机，必须“移风易俗”，以“定经制”。西汉之世，豪富通过巧取豪夺，取得大量财富，他们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一方面上与王侯公卿等权贵分庭抗礼，俨然独立姿态，形成一种几乎不为政权左右的经济势力。这对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权存在不利因素，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时买卖奴婢，豪富奢侈的严重事实，说豪富者在物质享用上几乎超过帝王之家，在经济上越出等级制之轨。又说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贫民，贪富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随之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同时，贾谊指出秦汉风俗败坏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这指出了自秦以来上下都淫侈贪利，不顾礼义廉耻。而公卿大臣忙于行政事务，安于现状，无视风俗败坏，不知大体。贾谊以为，必须针对世风，而“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转向为义。解决豪富侈靡与风俗败坏之法，是宣传重义而轻利，是用封建主义强行抑制。其法较为消极，故在当时收效甚微。稍后，武帝盐铁专利，官府经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论还谈到，重法轻礼而礼义道消，必须重礼，以礼义教太子，以礼义待君子，才能使政权兴而不亡。
除《过秦》、《治安策》外，贾谊还有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如《论积贮疏》论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谏铸钱疏》论国家控制铜，“收铜勿令布”，等等。
在《论积贮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弃农经商和经济不佳的实情与困境，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书·诸侯王表·序》。
这与《治安策》所揭现状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针对性的经济对策；而《论积贮疏》则提出了“积贮”与“驱民而归之农”的方针。这在当时，可谓有的放矢，英明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农立国，如汉朝那样，就得以农为本，就得抓粮食的生产与积储；否则，就会出乱子。这是由史实所证明了的。
在《谏铸钱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有的弃农而采铜，私铸铜钱，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搅乱了币制。他认为，听之任之，不行，严令禁止，也不是好办法；他建议“上收铜勿为布”，就是国家对铜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论之后，汉皇朝禁民铸钱，官府掌握制钱大权，实际上是贾谊思想在政策上的兑现。
贾谊年轻有为，关心国家大事。其思想有两点很可贵一是正视社会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见，无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气；二是尊重历史，承认陈涉起义在秦汉之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并有“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的名言。象他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新书·大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