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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继承了秦的固定市场制度。汉初，高祖六年（公元前20年），便在长安“立大市”。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夏六月，又起“长安西市”2。由此可见，汉代的长安不止一个固定市场。后来，长安城内还发展到九个固定市场，《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又《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目引《庙记》云“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云“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据此，不仅说明长安有九个固定市场，而且每市的大小一致，市内还有高楼，为了便于监视市内动态。长安九市，各有名称，其可查者有“东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史记·日者列传》、《汉书·晁错传》及《汉书·食货志》等；有“西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汉书·惠帝纪》、《汉书·食货志》及《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引《郡国志》等；有“柳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及《汉书·万章传》颜注引《汉宫阙疏》；有“直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及《长安志》等；有交门市（在渭桥北头）、孝里市（在雍门东）及道亭市（在便桥东）等，均见《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汉宫阙疏》。此外，据陈直先生考证，还有“高市”之名，有出土“高市”陶瓶可证。长安九市，直到东汉仍然如故，故张衡《西京赋》中，有“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垂立，俯崇百隧”之语。至于其他城市，也类皆如此。《续封泥考略》所收汉代齐鲁封泥中，有“左市”、“右市”、“南市”、“西市”等封泥；《考古通讯》创刊号载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二字的陶片；《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谓东汉邺城有“马市”。这一切，都表明汉代城市普遍存在设立固定市场的制度。
汉代固定市场之内，也同秦时一样设有市门，以总出入；设有官吏，以司监督；更有高楼“旗亭”，便于监视；市内店铺集中，排列整齐，专为商贾居住之地。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无泽，曾为“汉市长”2；《续封泥考略》有“广陵市长”封泥；《汉印文字征》有“临菑市丞”封泥；东汉费长房“曾为市掾”。武帝时的官营商业，也“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2。《汉书·食货志》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平帝元《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2《汉书·惠帝纪》。
参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
2《史记·自叙》。
《后汉书·费长房传》。
2《史记·平准书》。
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3。班固《西京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西汉中期，尹翁归曾“为市吏”4。西汉末年，梅福弃官隐于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5。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汉时期的都会里都设有固定市场，市场内为商贾集中居住之地；且商贾按经营商品性质不同又划分为隧或肆，故有“货别隧分”的状况；市场有固定的市门，市门还有专人看守，如梅福之为“市门卒”即其一例。至于市内高楼，其上有“旗亭”。秦简《封诊式》简文，也谓秦的市场设有“亭”，上设“亭校长”、“求盗”等员，专司追捕盗贼之职。汉代的市场“旗亭”很可能即由此演变而来。今出土汉代市场画像砖中，有市门，出入者甚多，内有高楼，其上树一旗，大约就是“旗亭”的写照。
市内的物价，也有官吏统一管理。秦时有“直市”，其所以如此命名，取其“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秦简《金布律》规定“有卖及买也，各婴其价；小物不能一钱者，勿婴。”其所以规定市内商品必须标明价格，正是统一物价的措施。汉武帝立平准之制，更是为了统一物价。汉末，王莽“奏定著令，又奏市无二价”，并令王孙卿“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2。东汉初，因“长安铸钱多奸巧”，京兆尹阎兴以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3。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统一物价以稳定市场而采取的措施。
市场的贸易，有固定时间。一般说来，交易均在白天进行。随着一天之内贸易高潮的不同，有的规定“一日三会”，有的“市曰四合”4。夜晚闭户，没有“夜市”。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东汉时已逐步出现了“夜籴”与“夜作”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风俗通》云“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明其痴呆不足。”又《后汉书·廉范传》谓“建初中，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削前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所谓“夜籴”，自然是夜市的萌芽，“夜作”则为晚上加工从事手工制作之业。商贾贸易突破白天进行的束缚，已属是一大进步。甚至西汉之末还出现了突破固定市场的草市的萌芽。《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三辅黄图》云“元始四年（公元4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令市，但列槐树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纪、笙罄、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以此言之，这种“会市”，已显然不是固定市场，有点类似于南朝唐宋时的“草市”。与固定市场并存的，就是一般居民区——“里”或“坊”。秦汉城市的居民区，都称为“里”。如西汉渭城县（即秦之咸阳）治有“咸里”，《关中秦汉陶录》卷三。所载出土的西汉陶器，不乏“咸里周子才陶盒”、“咸3《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三辅黄图》。
4《汉书·尹翁归传》。
5《汉书·梅福传》。
《三辅黄图》卷二。
《汉书·王莽传》。
2《汉书·食货志》。
3《后汉书·第五伦传》。
4《后汉书·孔奋传》及注。
里蒲奇陶尊”及“咸里高昌陶鼎”等名称，足证秦汉的城市有“里”。又《元河南志》称东汉洛阳城内有“里”。其他史籍及出土墓志中提到城市中有“里”者，更是不胜枚举。直到隋代，洛阳城内有“里一百三”2。但是，城市中的居民区里，到唐代一律改为河南志》卷一宋代洛阳城内“凡一百二十坊”句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从此以后，城市中的里都称为“坊”，“坊”与“市”合称即为“坊市”制度。据此，似乎唐之前无称城市之“里”为“坊”者，其实不然。《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目下，列举当时洛阳城内的宫殿、街里名称时，其中就提到了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征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等坊名，同时也讲到了永安里、汶阳里、延嘉里、德功里、宜春里、白社里、步广里等里名。此外，在标目中，还“诸坊”与“诸里”并列，二者都见于《晋宫阙名》一书。由此可见，“坊”的名称，并非始于唐代，至少西晋洛阳城已有“坊”、“里”并存的情况。东汉时，虽无“坊”之名，但“里”实即“坊”。因此，秦汉时期把“市”与“里”截然划分，市为商业贸易区，里为居民区，彼此互不相涉和互不混杂的城市结构，就是秦汉时期坊市制度的梗概。这种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束缚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出从政治中心、军事重镇而演变成城市的一些都会的共同结构。因此，随着后来商品的发展和由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城市的出现，必然将突出古代城市坊市分立的结构。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72页。
2《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第七章国内外交通自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开发国内外交通的必要。秦汉时期建立了封建专制国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地方各级官吏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地方的军事、政治与财政、治安等情况要及时报告朝廷，朝廷的政令也要及时传播各地。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及“龙门、碣石北”等不同经济区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不平衡性，不仅有必要开发交通，而且也有条件发展交通事业。因此，秦汉时期又是我国国内外水陆交通路线的开创期和奠基期。第一节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秦的陆路交通，首要的是以直道、驰道为干线的交通。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为了形成以咸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便在昔日因经济的交流而自然形成的国内交通路线的基础上，兴建了从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干线，这便是驰道与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统一六国，次年，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治驰道”。驰道的修建不止一条路线，大约凡是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经过的地方，大都有驰道的修筑。故《汉书·贾山传》载其在《至言》中说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曾于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同年，又“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刻石。”同年，“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浮江下，观籍河，渡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玡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于此可知，始皇巡行的大致路线，西至陇西，东达海滨，东南至江、浙、福建，南面至衡山，北至上党、碣石。其所到之处，必有驰道的修建。可见，这时已形成从咸阳向西、向北、向东、向东南和正南的驰道网。
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岁，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2由于驰道修筑雄伟牢固，以致汉代还完好无损，甚至到了明末清初，还有遗址保存。顾祖禹曾说“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旧迹也。”由此不仅可以看出驰道修筑之牢固持久，而且表明始皇未到之处，亦有驰道的修筑，南方、北方，并无例外。故《晋书·地理志》载，始皇于南方设郡县的同时，也开道通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可见交广地区也修建了驰道。
驰道之外，秦始皇还修建了直达咸阳的“直道”。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史称这年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2。《史记·六国年表》及《蒙恬列传》，均谓“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因甘泉宫在云阳之故。据《蒙恬列传》，修直道之争，系蒙恬主持，道长“千八百里，道未就”，似乎没有修成。但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死于沙丘后，即“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六国年表》作二十八年“之衡山，治驰道”，这大约专指治“之衡山”的驰道而言。
2《汉书·贾山传》。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表明此道虽未完全竣工，却已经能行驶车辆。根据上述记载，表明“直道”不同于“驰道”的地方，在于其路线直、距离近和行驶快，所以修建时必须“堑山堙谷”。始皇死后，其尸体之所以从平原至井陉，入今之山西，目的在于取道九原至甘泉宫的直道以加快速度。始皇之所以修快车道单从甘泉直达九原，大约与北备胡的战略构思有关。
上述建于秦始皇的驰道与直道，到秦二世时，仍在进一步修建，故史称二世“治直、驰道”4。与此同时，他也“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5。
除直道、驰道外，早在秦惠王时，为了开发巴蜀，还采用张仪、司马错等人建议修建了“石牛道”。及秦昭王时，相国范雎又建议修“栈道千里于蜀汉”2。这种栈道，又谓“五尺道”，《史记·索隐》谓“五尺道”之名，来源于“栈道广五尺”之故3。
秦在兴建陆路交通线的同时，水路交通线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回答赵王问时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可见秦时已有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之事。不过，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作秦以“牛田之水”通粮，牛田虽成了水名，而以水通粮运之事不变。又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4。这里显然是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至于秦伐越时，由于粮食缺乏，乃“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5，这是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广西漓江，以通漕运。至今广西东北地区，犹受其益。其他如秦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曾多次并海而行，又几次渡江而南、浮江而下和渡江而还，其中自然包括了水路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使用。此外，从战国继承下来的渠运路线，有自“荥阳下行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上可见，秦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车制制度的实行，给国内交通的开发创立了新的局面。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李斯列传》。
5《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
2《战国策·秦策》三及《史记·范睢列传》。
3《史记·西南夷列传》注。
4《华阳国志·蜀志》。
5《淮南子·人间训》。
《汉书·沟洫志》。
第二节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交通的发展既密切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自战国秦汉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这时交通路线的布局。
我们知道，周、秦都是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经济支柱的。秦统一全国后，假借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中心。西汉都于长安，同样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根本。故汉因秦旧，水陆交通线的布局仍以关中为枢纽。但是，政治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区域的兴衰。长安所在的关中，由于其农耕面积的局限性，人口集中于京兆、冯翊与扶风而带来的负担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国的经济阻隔等，限制了它的发展。因此，秦都咸阳，当二世“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时，已感到粮食不足，不得不责令各“郡县转输菽粟刍稾”。到西汉建都长安之初，关中粮食危机已很严重，不得不每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每年虽“不过数十万石”2，但困窘之象已现。其后，日益严重。到武帝时，仅为了供应长安的刑徒、奴隶的粮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3。然而，从关东运粮，难越黄河的三门天险。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河东守番系想以开发河东渠田之所获谷类，从渭水运往关中，绕过天险。然而，其法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与沔水沟通，以斜水与渭水连接，至褒、斜之间百余里无水区，则“以车转”，用以致“汉中之谷”和山东之粟，结果同样归于失败。这些情况表明，关中经济区已不足以解决秦汉政权的粮食需要。而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既无漕运的天险，又处在关东经济区的西缘，东距自战国以来的关东经济的中心地带“陶”不远。而“陶为天下之中”2，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为封邑3，刘邦即帝位于陶4，故西汉之世，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虽只辖九县，却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国之首。在这样形势下，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汉以后的水陆交通，多以洛阳为中转站，东汉时期则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汉代的陆路交通汉代的陆路交通线，除继承和维修了秦的驰道、直道外，还新修一些交通线。先以继承和维修秦之驰道、直道而言，实为国内陆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击燕王臧荼，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后又击韩王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5。司马迁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史记·河渠书》。
2《史记·货殖列传》。
3《史记·穰侯列传》。
4《汉书·高帝本纪》。
5均见《史记·绛侯世家》。
堑山堙谷，通直道”。由此可见，驰道、直道成了运兵和一般官吏巡视的道路。为了保持驰道、直道畅通，官府重视了维修工作。如武帝曾“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又如武帝获得宝鼎以后，拟封禅，“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2。由此可见，官府虽重视对驰道、直道的维修，但因维修也给当驰道、直道的郡县带来了灾难。
秦之直道，入汉以后，在军事意义上加强了，它屡为追击匈奴的战略路线。史称文帝三年（公元前77年），为抗击匈奴，命灌婴率骑兵出击，文帝本人则亲到甘泉宫指挥，并曾北进至高奴（今陕西安塞）3。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4。这是文帝以直道作为对付匈奴的战略通道之明证。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乃归甘泉。”5武帝所走的路线，显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宫的直道。
汉代新建的陆路交通路线，重点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边、岭南及西南等地区。以蜀道之开辟而言，在秦时之栈道外，汉代更多兴建。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武帝时，有人建议修褒斜道，“天子以为然”，乃“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这条褒斜道虽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线，但其中也包括陆路交通线。又《析里桥郙阁颂》记载了改散关之“嶃漯”（即栈道木柱）为“石道”的事实。从此“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大便，故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能“乘四乘之传”至蜀。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2。后褒斜道失修，到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3年），汉中郡太守鄐君，以广汉、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共造“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年）四月成就”，因此，从“益州东至京师安稳”3。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25年），废去了子午道，再次开通汉中的褒谷与斜谷，合称褒斜路，首尾凡七百里4。桓帝建和二年（公元48年），司隶校尉杨孟文又在这里“凿通石门”，修建桥梁5。是以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多从褒斜道，并于斜谷口造邸阁以储军粮；曹军御蜀，也多从斜谷以攻汉中。
《史记·蒙恬列传》。
《汉书·王䜣传》。
2《史记·平准书》。
3《汉书·文帝纪》。
4《汉书·匈奴传》。
5《汉书·武帝纪》。
《汉书·沟洫志》。
《汉书·司马相如传》。
2《汉书·王莽传》。
3《续古文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4《后汉书·顺帝纪》及注引《三秦记》。
5《续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
分别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主传》及《魏志·曹真传》与《武帝纪》等。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时早已开通至回中的驰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发卒治雁门阻险”7；元封四年（公元前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8。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河归”9。东汉建武年间，由于进兵需要，又“从番须、回中”、“伐山开道”、“径至略阳”10。这两条道路，都因军事需要而开，尤以前者为最。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作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尤为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诸国之通道。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往西域的经济通道和防御匈奴的军事需要，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置了驿道，还有烽燧亭障等一系列军事设施，这于出土汉简中有大量的记载。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向西，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所谓“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这里同我国中原地区早有交往，带有神秘色彩的《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时过葱岭至中亚地区的情况；东西方丝绸的贸易，也由此通道。后来，由于匈奴崛起，赶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并占领其地，以为从西、北面包围汉皇朝的“右臂”地区，于是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从此中断。为了打通这一通道，汉武帝首先派兵进攻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连战连捷的结果，使祁连山以北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南约一千公里的狭长峡谷地带——河西走廊的通道打通了。接着又派张骞通西域，说服了西域诸国，从此东西方的交通又畅通无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外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南道即敦煌出阳关向西，经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至楼兰，再依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且耒、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今新疆沙车）、疏勒等地，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向西南至罽宾，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向西到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至于犁靬（今地中海东岸），是为南道。另一条，自敦煌向西，出玉门关，西行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傍天山南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向西，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与南道相合，再西行越葱岭西向至于大宛、康居，又折经安息、条支而达大秦、犁靬等地，是为北道。一般说来，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为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期才畅通无阻。到东汉后期，此二道已发展为南、北、中三道，详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以向西南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言，早在战国楚威王时，曾“使将军庆0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后，至于滇池”。不久，秦与楚争夺巴郡7《汉书·武帝纪》。
8《汉书·武帝纪》。
9《汉书·武帝纪》。
10《后汉书·来歙传》。
《后汉书·王霸传》及《杜茂传》。
与黔中郡，通西南夷之道遂绝。汉武帝时期，用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建议，致力于开发西南夷地区。首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用唐蒙将兵，“从巴蜀筰关入”夜郎国，服之，“乃以为犍为郡”；与此同时，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马相如也认为“西夷邛、筰可置郡”2。武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30年），“发巴蜀卒治西南夷道”3。自此以后，“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4。在修建通西南夷道的过程中，“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筰以集之”，官府被弄得财政困难，最后不得不采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办法以缓和矛盾。唐蒙“略道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后，邛、筰等地之西夷君长也要求“与汉通”，于是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2通过唐蒙与司马相如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3。
在中原地区，也因地势险恶程度的不同，设有关隘以控交通路线之咽喉。洛阳向东，有“成皋之口”；其南又有轘辕、伊阙之道；从长安向东南，有武关至南阳之道；此外，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等通道要冲4。可见，从长安和洛阳通往上述诸地，均有重要的陆路交通线。
此外，更有从中原通往南越及交趾等地的陆路交通线。早在秦时，通往南越有“越道”，又名“新道”。秦曾设横浦关、阳山关及湟溪关。其中横浦关在仁化县北一百三十里；湟溪关在乐昌县西南二里；揭阳在阳山县，阳山关当在此。及汉初，南越王赵佗绝此三关，从而断绝了“新道”5。到西汉武帝灭亡了南越国后，这条“新道”得以畅通。东汉建武时，为了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以“越之故地”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内属桂阳”。由于其“民居深山”，“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以致“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从桂阳通往南越故地的陆路交通便利了，以致合浦郡之民，多拥有车辆2；安帝、顺帝时，从南海出发的道路可以“载之兼两”3。此外，通往交阯，也有新开陆路。史称“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东汉建武时期，郑弘为大司《汉书·西南夷传》。
2《汉书·西南夷传》。
3《汉书·武帝纪》。
4《汉书·西南夷传》。
《史记·平准书》。
2《汉书·司马相如传》。
3《史记·平准书》。
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及《索隐》引《南康记》、《补注》引沈钦韩据《广东新语》等所作考证。《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2《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3《后汉书·吴祐传》。
农，“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4。
汉代的水路交通汉代的水路交通，较秦已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之平定两粤，均用水师，如“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宁波附近），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冬，咸入东粤。”5其征南粤，则“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由此可见，从浙江、江西、广西、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粤和闽越的水路和海运路线。在同闽粤王战斗中，“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今泉州城北）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抵泉山，陈舟列兵”，可见海运路线也相当发达。自定两越，江南的水运更有所发展。故司马迁把拥有“舡长千丈（指舡的总溶积）”的人，可以同拥有“木千梓”、“轺车千乘”的人一样“比千乘之家”的富有程度2，更可见水运发达的梗概。至于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者，更不乏其例早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就曾“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击楚3；“蜀汉之粟”，也可“方船而下”；景帝时，吴王“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4；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南巡，“自寻阳浮江”，“舳舻千里”5；东汉初，岑彭之攻公孙述，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矣”，彭于是装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桓帝永兴二年（公元54年），巴郡“郡治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7；汉末曹操之下江东，亦凭水师；孙权之破曹操于赤壁，亦藉水师之力。由此可见，不论是运兵及行旅往来，均有赖于长江水路者。中原地区的水运路线，多御赖于渠道的开凿，以通漕运。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的“穿漕渠通渭”8；河东太守番系之建议穿引汾、引河以开渠，除了灌溉之外，便是为了“谷从渭上”，免砥柱之险；河南荥阳有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颍，长七百八十里；陈留有鲁渠，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又有濮4《后汉书·郑弘传》。
5《汉书·闽粤王传》。
《汉书·南粤王传》。
《汉书·朱买臣传》。
2《史记·货殖列传》。
3《汉书·高帝纪》。
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汉书·武帝纪》。
《后汉书·岑彭传》。
7《华阳国志·巴志》。
8《汉书·武帝纪》。
渠，长六百三十里；浚仪有睢水，东流入泗，过郡四，长一千三百六十里。所有这些渠道，无一不是为了漕运之便。
秦汉水运路线的发展，除上述外，还表现在国内海运方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吴国与齐国等临海国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动，如吴之“舟师”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2。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3，即其例证。及乎秦汉，海运大有发展，尤以吴、会及交、广地区为最。除上述西汉武帝平两粤时曾利用海运外，交趾等七郡的贡献转输，也“皆从东冶（即今福建）泛海而至”4；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也曾“阴乘船去郡”5；灵帝熹平三年（公元74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汉末王朗，被孙策战败后，乃“浮海至东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7；汉末“初平中，天下乱。（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8。由上可见，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发达，尤以交趾、福建一带为最。
均见《汉书·地理志》。
2《左传》哀公十年。
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后汉书·郑弘传》。
5《后汉书·第五伦传》。
《隶释》卷四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铭》。
7《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8《后汉书·桓晔传》。
第三节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前云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葱岭以东者，属国内交通范围；越葱岭而西的通道，即属国外的陆路交通路线，此不赘述。对安息、大秦等国的交通丝绸之路从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路线，首要的还是水路交通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末三国之前，人们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国的水道，而不知有陆路，正如鱼豢所云“前也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大秦与我国的交往，其所以选择海上路线而不择陆路，主要是因为受到安息等必经之国的阻扰和破坏。即使是海上路线，也往往为安息等国得其利。它们往往从海道得到中国的丝绸后，又于海上卖给大秦国商人，因为中国商人很少从海上到达大秦者，也如鱼豢所说，大秦“又常得利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2从中国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丝绸之路，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如下“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即指陆路丝绸之路而言；“又循海而西”，才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从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从交趾到番禺（广州）或东冶（福建）。到交趾后，又有一条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约是经过横断山脉中的水道。结合前引大秦商人“数与安息诸交市于海中”的情况看，大秦商人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东至交趾者大约多为安息商人。又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中亚的大夏国，已拥有从身毒（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国得到的“蜀布”与“邛竹杖”，可见四川的物产，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其流通路线，有可能经今云南地区的陆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又汉末的刘巴，从“巴入交趾”，后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2。由此可见，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为牂柯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国境内，“江广”有“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财物统属夜郎”，以致产于蜀郡的“枸酱”，在南越王处可以吃到，显然是通过夜郎的牂柯江而运达番禺的3。然则，从巴、蜀出发，经牂柯江，确可达于番禺；既到番禺，离交趾、印度只一间耳。可见汉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除陆路外，确有水路交通线可以沟通。到东汉时，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4至于印度，和帝之前多从陆路与中国通，后因“西域反《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2《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汉书·西南夷传》。
2《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
3《汉书·西南夷传》。
4《后汉书·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