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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前202年）七月以后，因为燕王臧荼反于高祖五年七月。又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张苍封北平侯，在高祖六年八月，更知张苍之为计相在此年后不久。所谓“计相”，《张苍传》注引文颖曰“以能计，故号计相”；颜师古曰“专主计簿，故号计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如淳曰“计相，官名，但知计会。”结合前述秦简中关于“计”字的涵义来看，可知“计相”实为主管全国上计事物的最高官吏。这表明西汉之初就设立了“计相”，正式恢复了秦的上计制度。
《汉书·张苍传》，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刘邦之所以用张苍为计相，是因为他有“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的经历和特长。他“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谓之“主柱下方书”。按照如淳注释“方，板也，谓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颜师古也说“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时立御史矣。”由此可见，张苍在秦代虽然主管过当时全国的舆图、版籍、计帐等上计来的簿籍，官位止于柱下御史，而西汉则设置“计相”之职。不久，计相虽改为“主计”，但以列侯为主，其职位之尊远过秦时。这说明西汉时主管上计的官吏的地位提高了，也反映这时上计制度的地位更重要了。
西汉时全国的“上计”文书虽由“主计”主管，但受理郡国的“上计”
之事，则由丞相与御史主持，甚至皇帝本人也亲自过问。《汉书·丙吉传》云“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这是说，每年年底，丞相要对郡国的官吏进行考课，而考课的依据，就是各郡国上报朝廷的各种上计簿籍。故丞相每逢岁末，要根据各郡国上计簿籍考核成绩的大小，并依此确定赏罚。又《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公元前9年）二月诏曰“今天下少事，徭役减省，兵车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多为欺谩，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其伪毋相乱。”以此言之，在朝廷受理全国各郡国的上计簿籍时，不仅丞相要主持其事，御史也要对上计薄籍的真伪进行核实。又据班固《东都赋》云“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这里的“天子受四海之图籍”，即皇帝亲自主持全国性的“受计”典礼。班氏所云，虽为东汉时的情况，但稽《昭明文选》卷一。
之史籍，西汉亦然。单以《汉书·武帝纪》所载来说，其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三月，“因朝诸侯、列侯，受郡国计”；太和元年（公元前0年）春，“受计甘泉宫”；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礼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这些事实，都说明武帝曾亲自主持“受计”大典，可见“上计”事务的重要性较秦时确有进一步的提高。且丞相“领计簿”之制，直到西汉末期匡衡于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年）为丞相时，仍然未改。
汉代上计的官吏郡国向朝廷“上计”的官吏，非止一人，名称也异。西汉时，上计者有的是各郡国守、相。如《汉书·严助传》，谓严助为会稽太守时，“数年不闻问”，引起朝廷诏书责难，“助恐，上书谢，愿奉三年计最。”注引如淳曰“旧法，当使丞奉岁计，今助自欲入奉也。”由此可见，郡的太守确有亲自上计者。不过，这是特例。严助之亲自上计，是出于赎罪心情。故一般说来，上计者多系郡丞与长史，《汉旧仪》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即其明证。又《汉书·黄霸传》云“（张）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汉书补注》同条引宋祁曰“吏，当作史。”换言之，代表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上计者分别为郡守与国相的属吏，即守丞和长史，而非太守与国相。
当上计的郡丞与长史代表郡、国上计朝廷时，还有专门办理上计事务的“上计掾、吏”及“卒”随从。如《汉书·朱买臣传》云朱买臣家贫，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师古曰“载衣食曰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上拜买臣会稽太守初，买臣免，待诏，掌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其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还走，疾呼曰‘突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有顷，长安厩吏乘驷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根据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每个郡国，都在国都长安设有邸舍，谓之“郡邸”，供本郡国上计者居住。第二，郡邸平时有专人看守，名叫“守邸”，其身份属于“卒”，故当朱买臣为卒时，可以同本郡守邸一同生活，甚至同席共食。第三，各郡国的上计者，由郡丞（即前云“守丞”）带领“上计掾”及“上计吏”，由“卒”驾着载有“衣食具”的“重车”，直赴京师本郡邸居住，等待朝廷的召见。这说明每郡国上计时的官吏不止一人，而由郡丞、“上计掾”及“上计吏”组成一个上计使团，并有“卒”及“守邸”供他们驱使。第四，从朱买臣同驻京的会稽郡邸的守邸和上计者的《汉书·匡衡传》。
参阅韩连琪在《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3页的考证，齐鲁书社98年版。关系中，可以看出“守丞”（即郡丞）是太守的下级，“上计掾”及“上计吏”又是“守丞”的下级。第五，“上计掾”与“上计吏”，又可合称为“上计掾吏”，均得听从“守丞”的指挥。因此，这个故事，实反映出了西汉时期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许多具体作法和制度内容。故张晏给此传之“白守丞”作注说“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颜师古也说“张晏是也。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
到了东汉时期，各郡国上计的官吏也有“上计掾”之称，此外，还有“上计史”之号，统称为“上计吏”。《隶释》所收《南阳太守秦颉碑阴铭》，有一系列的低级官吏名称，其中有“上计掾平民朱谅季平、上计掾囗囗育子和、上计史宛卓韶、伯、上计史宛囗芟囗囗”等人。这里的“上计掾”与“上计史”，相当于西汉时的“上计掾吏”，东汉则合称为“上计掾、史”。例如《后汉书·范式传》云“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范）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这里的“上计掾、史”，虽然是“上计掾”与“上计史”的合称。不过，句读应作“上计掾、史”，不应作“上计掾史”，这有《通典》所载“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等语可证。不过，杜佑所云，实为东汉之制，即各郡国上计时仅各派上计掾与上计史各一人，而不再派郡丞（或守丞）、长史主其事。
东汉的“上计掾、史”，往往被统称为“上计吏”。按“上计吏”一名，虽已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但西汉时并不多见。到东汉时，“上计吏”的称谓多起来了。如《后汉书·度尚传》云“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及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又同书《公孙瓒传》亦云“公孙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续汉书·礼仪志》也说“郡国上计吏以次当神轩，占其郡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东汉统称上计者为“上计吏”，而且充任者多地位不高的人。
“上计吏”，有时亦简为“计吏”，如《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谓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即其证。又《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其《别传》曰“孔融在郡，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这里又多出一个“计佐”名称。
汉代上计的层次除全国各郡、国得于每年岁末上计于朝廷外，郡、国所属各县、道，每年也得上计于所属郡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本注曰“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由此可见，汉代的上计制度，包括县、道每年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每年上计于朝廷两个层次。
既然有两个层次的上计，则必须要求在不同时期进行，亦即必须先有县、道上计于郡、国，然后郡、国才能上计于朝廷。事实证明，确系如此。一般说来，县、道的上计于郡、国，在每年的秋季或冬季；而郡、国的上计于朝廷，则在每年的岁末。因此之故，《续汉书·百官志》本注称县、道上计作“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补注引胡广对此条的解释，作“秋参阅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5页。
冬岁尽”办理上计之事；而同书“郡国”条本注，作“凡郡国”于“岁尽，遣吏上计”。这显然是说县、道上计在每年的秋、冬之际，而郡国上计在每年岁末。有人把县、道上计固定于每年“八月算民”之时，未免过于拘泥。汉代各郡、国向朝廷上计和各县、道向所属郡、国上计，其内容也同秦时一样是十分广泛的。《续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计说明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时，其内容包括户口的多少、垦田的数量、钱谷的收支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则郡、国之上计于朝廷，其内容只会比此更多，例如国有土地的四至舆图，也在上计之列。《汉书·匡衡传》载其封地乐安国的土地，“南至闽陌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8年），郡国误以闽陌为平陵陌”为界，从而扩大了封地的范围。当这一封国的土地四至在计籍上登记清楚以后，史书称之为“计簿已定”。作为丞相的匡衡，身“领计簿”，却对此错误不加纠正，从而落了个“专地盗土”的罪名。由此可见，计簿中包括有国有土地的四至疆界及舆图。又各郡国的宗室名册，也在上计之列。如《续汉书·百官志》三“宗正”条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即其证据。此外，还有边防地区的戍卒财物等，也在上计之列。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众利侯郝贤”条云“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计谩免。”颜师古注曰“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这说明边郡郡守上计时，戍卒财物册确在上计之列。既然戍卒的财物簿需要上计，那么，见于居延汉简中的“赋钱出入簿”等，必然也在上计之列，无怪乎劳榦在其《居延汉简考释》的释文部分，专列了“计簿”一类，收录了不少简牍，充分反映出边郡上计的内容较内地郡国更广。
东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变化如上所云，表明西汉政权继承了秦的上计制度，不仅在上计机构的设置、上计官吏的专职化和上计内容的广泛性等方面较秦时更为完备和增多；而且在主持上计事务的朝官及受理上计的仪制方面，其规格较秦时也有所提高，反映出西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更重大了。例如西汉各郡国上计时，由皇帝与丞相主持受计大典；朝廷则设“计相”（后改“主计”），以主持上计事务，较之战国时期的秦国及秦皇朝时期之上计于“内史”与“太仓”，其规格有明显的提高。另外，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两大级分层上计制，似乎形成于西汉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秦国的郡县两级制还处于逐步形成时期，自然尚不可能实行两层次的上计制。又“与计偕”的制度，汉代不仅同秦一样也有此制，而且“与计偕”的内容已从物发展到了人。如《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八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西汉时的上计制度较之秦时确有明显的发展。
到了东汉时期，也同样实行了上计制度。光武帝建国初期，就有奖励边远地区地方官上计于朝廷的措施。《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四年参见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2页。
（公元38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便是例证。此事在同书《光武帝纪》下作建武十四年，“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李贤注曰“计，谓庶人名籍，若今计帐。”这里的任贵即前之长贵。通过这件事，不仅说明东汉上计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户籍名册；而且说明上计制度东汉初年便已全面恢复，以致连边远地区也不例外。
不过，东汉时期的上计制度，也有某些变化发展。例如郡国“上计吏”
可以补郎官的制度，便不见于西汉。《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的制度。以此言之，表明永元十四年之前曾行此制。但是，此制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据此引《后汉书·和帝纪》条李贤注引《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其意以上计吏补郎官的制度始于武帝元朔年间。查武帝令郡国举孝廉之事，在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地方官所举贤能“与计偕”的制度，在元光年间就已有了，已于前述。但是，以孝廉为郎官同以上计吏为郎官，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不能说以上计吏为郎官之制始于武帝时的郡国举孝廉“与计偕”的作法。换言之，此制可能始于东汉初期，中间废，和帝时又复之。自和帝永元十四年之后迄于汉末，都在实行此制，如《后汉书·文苑·王逸传》云“元初中（公元—9年），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同书《杨震传子杨秉传》云“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同书《度尚传》谓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由此可见，以上计吏为郎之制，灵帝时还在实行。在接受与主管上计事务的规格与机构方面，也略不同于西汉。西汉始有“计相”，旋改“主计”，为中央主管上计事务的最高官吏，东汉却无“计相”与“主计”官名；西汉时受计者是丞相，有时是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而东汉则以司徒“受计”，已不见有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之事，如《后汉书·文苑·赵壹传》云“光和元年（公元78年），（壹）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以郡、国上计的官吏来说，西汉时主要以郡丞、长史担任，而东汉则主要以专职的“上计掾”、“上计史”担任，合称为“上计掾史”，又叫“上计吏”，一般属于郡丞、长史的下属。纵观这些变化，反映出上计制度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有趋于下降的迹象。第四节上计制度的作用上计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重大的，首先，它是封建统治者及时了解全国各郡、国的土地、人口、钱谷出入及社会治安等的重要手段。《史记·萧相国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里“图书”，就是前引《汉书·张苍传》所说的“柱下方书”，也就是秦时全国各郡县上计于朝廷的“天下图书计簿”。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因为首先掌握了这批“图书计簿”，所以刘邦才得以了解全国诸郡县的各种情况，足见由于上计制度而得来的材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具体说来，《汉书·陈平传》的下面一段记载，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高帝南过曲逆，上望其城，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人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
刘邦手下的御史之所以对曲逆人口的数量与变化情况如此明白，其原因就在于御史掌管着全国各地上计来的图书计簿。因此，上计制度确是封建统治者了解全国各地各种情况的重要手段，从而它能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行军作战和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可靠的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准确数据。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除其他原因外，也应与他占有了秦的“图书”“计簿”等材料，从而能选定敖仓这一粮食储存地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其次，上计制度的另一重大作用，在于它能提供各级地方官吏政绩好坏的依据，从而它也成了考核官吏和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各郡、国上计于朝廷的计簿中，有关于各郡、国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的数量，也有关于各郡、国的“盗贼”多少以及边郡地区的戍卒、设施等等不同簿籍。朝廷掌握了这些上计簿籍，就可以从中考察出各级地方官的勤惰和优劣。《汉书·丙吉传》载西汉有“岁竟，丞相课其（指地方官）殿最，奏行赏罚”的规定；《续汉书·百官志》“司徒公”条本注载东汉有司徒公对“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的制度。其“课殿最”、“行赏罚”的依据，就是上计而来的计簿。故《续汉书·百官志》五载各郡、国对各县、道的考核时说“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又同书同卷县、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为民除害也。”这就是郡、国依据上计情况考核县、道官吏的具体作法。郡、国对县、道的考核如此，朝廷对郡、国的具体考核办法，也大体相同，即也是依据上计制度而来的情况课其殿最，然后依殿最而定其赏罚。例如西汉时的黄霸，“以外课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天下第一，征京兆尹，秩二千石”；南阳太守召信臣也以“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而被“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汉书·循吏·黄霸传》。
太守”；任河南太守后，又以“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2。而这些情况的获得，都是实行了上计制度的结果。因此，上计制度实为考核官吏与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
至于朝廷通过上计考核郡、国官吏的具体作法，比郡、国官吏对县、道官吏的考核更为严肃和周密。郡丞、长史上计时，除送呈各种计簿外，还有口头汇报和当面质询两个程序。《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辟计吏，皆陛觐，宗室诸刘杂会，皆冠两梁冠，单衣。既定，计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赐群臣酒食，作九宾撤乐。”3这段记载，讲的是皇帝主持“受计”大典时的礼仪程序，充分反映出朝廷对上计吏和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旧仪》还有一段记载，对如何当面质询上计吏以及郡、国官吏应注意事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
这个诏令，是每次对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守丞、长吏宣读的例行文告。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告诫各郡国上计的守丞与长史，要同本郡国的二千石郡守与相国同心协力，多办“为民兴利除害”之事，并注意何种人宜用、何种人不宜用以及如何移风易俗等问题。二是要当面回答本郡、国年成的好坏、“盗贼”的多少与状况，并同往年作出比较。因此，上计制度确同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上计制度同朝廷对郡、国地方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所以，上计时作弊以行欺骗，就成了贪官污吏逃避考核和虚报成绩、企图以殿为最的惯用手法。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地方官上计时，就已出现“流民愈多”而“计文不改”2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宣帝时的王成，更是一个上计时作弊的典型。《汉书·循吏·王成传》云（成）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
下诏曰“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王成作弊，获得显赏。因此，自此以后，各郡、国之守、相，往往挑选那些明习计簿和善于作伪者为上计吏。正如《汉书·贡禹传》所云“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由此可见，西汉末年的上计制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其原因就在于它同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密切相关。到了东汉后2《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3《艺文类聚·礼部》及《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汉官仪》。
此据四部备要本《汉官六种》中的《汉旧仪》卷上。
2《汉书·石奋传》。
期，“令长、守相，不思立功，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证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上计制度已接近于名存实亡，从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废而不行了。
其三，上计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巩固封建的国有经济，尤其有着重要的作用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胡广语所载县、道上计的内容，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出入”及“盗贼多少”等，就表明上计制度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关系密切。因为户口版籍是封建统治者“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2的依据；垦田数量，更是官府课取田租的基础。官府通过上计制度去督促地方官扩大垦田和增加户口，正是为了保证和增加税源和役源，因而上计制度实为维护封建的赋、役剥削的工具。至于象秦时对国有经济部门如国有土地、牧场、仓库以及“居赀赎债”等的收入必须上计的规定，又如汉代的国有土地，也需要每年上计，而且需要绘制图版等，无疑有维护与巩固国有经济制度的作用。
由于上计制度有上述一系列重大作用，因此，此制推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因为它是朝廷控制全国各郡、国、县、道和考核地方官吏的有力手段。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皇权的确立和逐步强化的时期，无怪乎他们如此重视上计制度的实行。正因为上计制度对维护与加强专制主义皇权有着杠杆般的作用，因而皇朝集权制度的强弱，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上计制度本身的一些变化及其执行程度。故东汉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逐步抬头，皇朝集权制度的相对削弱，也使得郡、国上计的官吏，西汉时主要由郡丞、长史承担的制度，变成了东汉时的由郡丞、长史的下属——“上计掾史”承担，反映出上计制度的重要性有下降的趋势。
王符《潜夫论·考绩》。
2徐幹《中论》。
第十章赋税制度“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阶级社会，赋税制度就是国家政权实现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职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当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的赋税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固定化和完备化，出现了赋、算、租、税四大类别，不独土地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以及关津市井都是课税的对象，而且每个私有者的财产、饲养的牲畜、各地出产的土特产以及若干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也进入了课税的领域，甚至还在原有的正税之外，又有各种附加税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958年版。
第一节秦的赋税制度关于秦的赋税制度，史书记载甚少。云梦出土的秦简，对秦的赋税制度也涉及不多，而且颇有疑难莫释之处。兹就秦国及秦皇朝时期的税目及税率情况，分别述之。
田租和田亩附加税田租和田亩附加税，是作为课税基础的赋税。
当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纷纷实行按私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税（如鲁宣公十五年之“初税亩”）或田赋（如鲁襄公十二年之“用田赋”）的时候，僻处西陲的秦国，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出现较晚，但也逐渐出现了私有土地制度，因而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08年），也实行了“初租禾”制度。这是秦国有按田亩课税制度的开始。这时有无“田租”之名，尚无从肯定。不过，到商鞅变法时，确已有“田租”的名称，故董仲舒追述商鞅之制时，已是“田租、口赋”并提。云梦秦简中提到“租”的简文，只有《法律答问》中的一则。简文提到要判断“部佐”是否“匿诸民田”时，必须区分“已租诸民”和“未租”两种情况，只有“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因此，这里的“租”究为征收田租的“租”还是出租田地的“租”，尚难判断。不过，《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轨为籍，上内史”的规定，又有“入禾仓，万石一积”的律条，可见官仓里确有征收来的粮食。这些官仓的粮食，除一部分来源于受出民缴纳的地租外，其中必然也包括“租禾”来的田租。这说明秦的田租之制，在秦简中也有间接的反映，且知其为实物税，只是税率多少和征收办法不甚明白而已。到了秦始皇及二世时期，出现了“收泰半之赋”的情况2。这里的“赋”，应当是指田租而非口赋，因为只有田租的征收才有按田亩产量计算出来的“泰半”的比例，其它租税是无所谓“泰半”的。果如此，则秦的田租税率，有一个逐步加重的过程。
田亩附加税，秦有刍、稿税。《史记》中讲到秦代刍、稿税征收之制者，仅有一处。这便是《秦始皇本纪》所载秦二世时，因咸阳“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乃“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以充食。如果各郡县无刍、稿税的征收，则调运之事就无法进行。另外，《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发谪戍，入刍诱注曰“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这就确证秦有刍稿之税。但刍、稿税的税率及征收办法，均不明白。云梦出土秦简的有关简文，不仅进一步证明秦有刍、稿税的征收，始于商鞅变法之后，而且其征收办法及税率也约略可寻。前引《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辄为籍，上内史”的规定，《田律》还有“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等律条，这说明官府粮仓中，同时存在谷子和刍、稿的情况，早已有之，故刍、稿税的征收早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已存在。《田律》又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这说明刍、稿税的税率为每顷《汉书·食货志》。
2详见《汉书·食货志》，又《伍被传》，《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淮南子·兵略训》等书。
田地纳刍三石和稿二石；其征收办法是凡可以作为饲料的树叶和乾草等，都可以充税，并由纳税者运送到官府过秤。这同上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氾论训》注，正可以互相印证。
口赋口赋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赋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于十四年（公元前38年）“初为赋”。按“赋”，本为军役及同军役有关的军用品征发的专称，如《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国的“城濮之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8年）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借马”、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国的“赋皆千乘”及哀公七年（公元前88年）的“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等语中之“赋”，都是这个意思。在国有土地制度下，军赋同土地的授予联系在一起。私有土地制出现后，军赋就逐渐转化成为对人口的课税名称。尽管“赋”与“税’的区分日益显得不严格，但班固仍在《汉书·食货志》中称“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谓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库赐予之用。”颜师古在注中也说“赋，谓计钱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
秦时之“赋”，因为系以人口为课税对象，故其征收方式，谓之“头会”；其名称，又谓之“口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谓秦有“头会箕敛”之制；《淮南子·氾论训》有“头会箕敛，输于少府”的记载。高诱注“头会箕敛”曰“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敛，似箕然，敛财多取意也。”证以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的规定，则“箕敛”确有以课税之钱封藏于箕畚的意思。又《汉书·食货志》载西汉董仲舒追述秦制时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一名“头会”，一称“口赋”，可证“赋”是按人口征收甚明。故“赋”本质上是人口税或人头税。
据汉制，人口税又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课取于十五岁以上成年男女的人口税，谓之“算赋”；二为课取于七岁以上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者的人口税，谓之“口钱”。秦之“赋”有无此类别区分，史无记载，但“算赋”之名，秦时确已有之。故秦昭王与夷人约时规定“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人晁错，也谓“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2。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出秦时确已有“算赋”之名，而且每个成年男女缴纳算赋的量为“一算”。这表明“算”已经是一个固定钱数的计量单位的名称，只是每算的定额不明而已。秦时既已有课取于成年人的“算赋”的专称，则课之于未成年者的“口钱”之制，秦时也应当存在。因为这时已存在“口赋”的名称，而“口赋”一词，在《汉书》及《后汉书》诸帝纪中凡单称时，均系合“口钱”与“算赋”二者之称；《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所引《汉仪注》，把“口钱”与“口赋”等同；《后汉书》诸帝纪，又往往“口、算”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二年（公元年）条李贤注“口赋”时，也引《汉仪注》所载“口钱”与“算赋”二者为证。以此言之，则董仲《史记·秦本纪》，又《六国年表》。
《后汉书·南蛮传》。
2《汉书·晁错传》。
舒所说的秦之“口赋”之制，实包括“口钱”与“算赋”二者，只是“口钱”的征收量不明而已3。
跟口赋有密切关系的，还有“户赋”。据秦时史籍，无“户赋”这一税目。但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简文，却提出了秦有“户赋”的问题。简文问曰“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回答是“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意即被隐藏的户口，可以不服徭役和不纳户赋。以此言之，秦时确有“户赋”的征收。但是，在秦简的其他简文中，再无“户赋”的痕迹。汉制大都本于秦制，在汉代史籍中也无户赋的迹象。因此，秦时究竟有无“户赋”？只有等待其它地下材料的出土才能明白。
关市之税和商品税关市之税和商品税是以商贾和他们的货物为课税对象的税。早在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私营商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在城市中设置固定市场的需要。及秦孝公徙都咸阳，同样在这里设置了固定市场，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2。随着民营商业的发展，征收关津、市井之税就出现了。故商鞅变法时，已有“重关、市之赋”3的措施。所谓“关”，即指关卡；所谓“市”，即指固定的贸易市场。因此，“关、市之赋”应包括关卡税与市税，前者为商贾货物通行税，后者为商贾贸易税。《商君书·垦令》还有“市利之租必重”的立法精神。所谓“市利之租”，实可简称为“市租”。到了汉代，果然出现了“市租”之名。这可见“市租”之制实始于秦国商鞅变法之时。结合秦时存在严格的市场管理以及商贾另立“市籍”等措施来看，秦时确有“市租”的征收，而且是课之于商贾的贸易税。
商品税，包括盐、铁、酒、肉之税。据现在的史料考察，秦时确已有商品税存在，只是未及于所有商品，只限于盐、铁、酒、肉等民用所必需的商品。早在秦穆公时期，对盐商的课税就开始了，故《说苑·臣术》载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商鞅变法之时，商品税的征收，已扩大到了酒、肉、铁等商品。《商君书·垦令》云“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这不仅表明酒、肉等商品已有“租”，而且其租重到十倍于其成本。其目的在于减少商贾从事酒、肉贸易的量和使农民不事饮酒作乐，借以发展农业。这同云梦秦简《田律》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的精神是一致的。除酒、肉外，还有对铁的课税。故董仲舒说商鞅之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惠王时，命张若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司马迁之祖司马昌，曾为秦铁官2。这些事实，说明秦已有官营盐、3参阅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见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辑。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商君列传》。
3《商君书·垦令》。
详见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见《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又《秦汉赋税制度考释》，见《秦汉史论集》。
《华阳国志·蜀志》。
铁之制，不仅课取盐、铁的商品税而已。
山海池泽之税《盐铁论·非鞅》云“商君相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而师以赡。”《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说“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所谓“山海池泽之税”，包括范围至广。由于奴隶社会普遍实行国有土地制，到秦、汉时期国有土地制虽在逐步崩溃之中，但还有相当残留。因此，“山海池泽”，一般被视为封建国家所有。所谓山泽之利就其广义而言，凡名山大泽的土特产、木材、鱼类、飞禽走兽以及地下矿藏都包括在内，正如《盐铁论·复古》所云“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这显然包括盐、铁等税在内。但狭义而言，则仅指入山伐木、采薪、放牧及下水捕鱼、采珠之类而言。可以简称为渔采畜牧税。秦时史籍，没有说明“山海池泽之税”的具体内容及征收方法和税率等。云梦出土秦简的《田律》，有禁止百姓伐材木山林”，“取生荔、麛卵豰”、“毒鱼鳖、置阱网”等法令，即不准砍伐山林，不许采取植物的嫩芽和不准捕捉幼兽、幼鸟及毒杀鱼鳖、捕杀鸟兽，也许正是为了征收山海池泽之税的缘故。如以西汉末期王莽时的规定准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则山海池泽之税，确可概括为渔采畜牧税，且其税率为所采取之物的价值除去成本后的十分之一。
依上所说，秦的赋税制度，包括货物流通、商贾贸易、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渔采畜牧及每个人的人身，都在课税之列。其课之于商贾者，又通过商品价格而转嫁于消费者。故最终是劳动人民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剥削。这就无怪乎“赋税大”，为引起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2。
2《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书·食货志》。
2《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将军冯劫语。
第二节汉代赋税的类别及其演变汉承秦制，在赋税制度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凡秦已实行的税制，汉代均继续实行。如果说有所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的税目的增加和旧税税率的增减等方面。今分别述之。
田租及其税率的下降和征收的办法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刘邦立即恢复了按民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租的制度，只是其税率从秦“收泰半之赋”减到了十五税一。《汉书·食货志》所谓“汉兴，接秦之弊，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指此而言。但是，随后不久，田税税率又有所增加，是以到惠帝元年（公元前9年），又“减田租，复什五税一”的田租率，终惠帝、高后之世无变化。到文帝二年（公元前78年），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2虽然这次所减仅当年田租，但开了田租三十税一的先例。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8年），又一次“赐农民今年田租之半”3；十三年，又下令“其除田之租税”，接连出现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和无田租征收的状况。不过，孝文帝十三年的“除田租”，恐仅限于十三年一年，并非自此年至景帝初年均无田租。因为根本不征收田租的作法，既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无以支付官府的廪食和官吏的俸禄，还与《史记·孝景本纪》所载景帝元年（公元前79年）“除田半租”之事矛盾。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益知孝文十三年之“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等，乃是指废除秦时苛重的田租律而言，并非根本取消已经减了的田租。因此之故，景帝元年，未云复田租，而可以有“除田半租”之事发生。否则，既已根本取消田租，又何须“除田半租”呢？景帝的所谓“除田半租”，即在十五税一的田租基础上再减轻一半，这就变成了《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在这里，《史记》、《汉书》所载虽有景帝元年与二年的差别，但田租税率的变化，至此形成了定制，迄于东汉之末而无所改易。需要说明的是东汉初年，曾因用兵之需而提高田租税率为什一征收制，但到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令郡国收见田税，三十税一如旧制”，又恢复了自景帝之初确立的三十税一的田租制，故田租税率的改变时间，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其间虽有人主张增加田租率，也未被采纳。是以西汉的田租，地主阶级政治家认为是“轻税”2。
关于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首先，系以实物缴纳，属于实物税，与秦相同。这从漕运、官吏俸禄开支与兵士廪食支出等可以获得证明。其次，是按固定税率以田地多少与产量高低相结合的办法征收。这是因为，如果按颜师《汉书·惠帝纪》。
2《汉书·文帝纪》。
3《汉书·文帝纪》。
《史记·孝文本纪》。
《后汉书·光武帝纪》。
2详见《后汉书·仲长统传》，荀悦《汉纪》。
古所说的“租税之法，皆依田亩”3征收，则否定了定率三十分之一的作用；既按定率，则非以产量为基数计算不可。因此，汉代田租的征收，必然是按定率结合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征收。正如《盐铁论·未通》所说“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其三，田租征收时，还需要逐户估产正因为征收田租时要看产量高低，故仲长统有“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以征收田租的主张；东汉山阳太守秦彭，也有“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簿，藏之乡县”以为征收田租依据的作法；就全国而言，则有各乡设“乡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的制度2。这就是说，田租的征收，还有一个按户估计田亩产量的过程。田租的征收，既按定率又结合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进行，就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利。这是因为，按田亩多少课税，虽然田多者税多，田少者税少；但又按产量定率征收，因多施肥、勤用力以及精耕细作获得的高产，也同样按比例变成了田租而流入了官府的仓库。贫苦农民田地虽少，但税率甚低，故田多的地主因轻税而获厚利；反之，贫苦农民却因定率而多输田租。故两汉田租虽轻，获利者仍是地主而非贫苦农民。
刍、稿税的加重除按私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田租之外，整个西汉时期，也同秦一样还有田亩附加税——刍、稿税的征收之制。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征收刍、稿税的制度，故萧何为民请求入田上林苑空弃地时，要求官府给予这些农民以“毋收稿为兽食”的优待3。元帝时，贡禹上书言及当时农民的痛苦之状时，也说农民“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东汉时期，不论是光武帝，还是和帝、殇帝和安帝，都有因自然灾害而“勿收田租、刍、稿”或“勿收租、更、刍、稿”的诏令，事详《后汉书》诸帝纪。正因为刍、稿税存在于整个两汉时期，故王充在其著作中发出了“今量租、刍，何意？”的疑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仪》，也有“田租、刍、稿，以给经用”之语。
汉代刍、稿税所不同于秦者有四一为刍税出现了田刍和户刍的区分，其征收方式也产生了按田亩与按户的差别；二为刍税重于稿税，刍税之中户刍又重于田刍；三为刍可以折稿充税和以钱折纳，刍一石当稿二石；四为刍、稿税税率的增加。其主要证据，就是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的第六号木牍，简文如下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3《汉书·贡禹传》。
《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
《后汉书·循吏·秦彭传》。
2《续汉书·百官志》。
3《汉书·萧何传》。
《汉书·贡禹传》。
《论衡·谢短》。
六石当稿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稿上里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据木牍内容，知为记录平里与稿上里的刍、稿税征收情况的牍文。记录的格式二里完全相同，即先讲应征户刍若干，再讲应征田刍若干，总计应纳刍税额为若干；缴纳时规定以钱折纳者若干，以刍当稿者若干，然后才得出当纳刍税的定数。接着才讲应纳稿税若干，缴纳时规定以刍当稿者若干，合计稿税若干。以平里的情况而言，户刍与田刍合计为卅一石三斗七升，除去以钱折纳者和以刍当稿者外，应输刍输总额廿四石六斗九升；其田稿原额为二石二斗四升半，加上以刍当稿者十二石，共计应纳稿税十四石二斗八升半。以稿上里而言，户刍与田刍合计为十四石六斗六升，除去以钱折纳者和以刍当稿者外，应纳刍税总额为十三石四斗六升；其田稿原额为八斗三升，加上以刍当稿者二石，则应纳稿税二石八斗三升。按照上述计算方法，与牍文中所列数字无不契合。因此，以刍当稿的折合比例是刍一石折稿二石。从上述平里、稿上里的刍、稿税缴纳实况来看，清楚地反映出如下几个特征（甲）刍税，已区分为户刍与田刍两种类型。这是在刍税的类别上不同于秦的第一个变化。
（乙）刍税额重于稿税额，刍税之中，户刍又重于田刍。如平里，刍税总额为三十一石多，而稿税仅二石多；稿上里的刍税与稿税，则为十四石多与八斗多之比。再以平里的刍税而言，其中户刍为二十七石，田刍仅四石多；稿上里的户刍为十三石，田刍仅一石六斗多。这都反映出刍税重于稿税，户刍又重于田刍。此不同于秦制之二。
（丙）缴纳刍、稿税时，按里规定了以刍折钱和以刍当稿的完纳方式，刍一石当稿二石，刍税折钱缴纳的数量同应纳刍税的总额成正比。如平里应纳刍税总额为卅一石三斗七升，其中折钱缴纳者为八斗；稿上里应纳刍税总额为十四石六斗六升，其中折钱缴纳者仅为二斗。此不同于秦制之三。
（丁）从征税对象来说，秦制的“顷入刍三石、稿二石”，明显地都以土地的多少为征税的对象和依据，但汉制，除田刍、田稿是按土地多少征收外，户刍应当是按户征收的，否则无以区别于田刍。
上述出土木牍，据裘锡圭考证，应为西汉景帝初年之物。由此可见，关摘自《文物》97年7期。
详见《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97年7期。于刍、稿税的上述一系列变化，均发生于西汉前期。史称文、景之治时期轻徭薄赋，而实则刍、稿税的加重即在此时2。
从史籍中，也可以看到以刍折成钱缴纳的情况。《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元年（公元23年）条注引《东观汉记》，载刘秀曾为其季父舂陵侯刘敞“讼逋租”，为此他“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公元20年）十二月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农民拖欠的舂陵侯家的“逋租”中，除粮食外，还有“刍、稿钱若干万”，可见农民缴纳的地租中，也包括有刍、稿税，而且二者都系以钱折纳。然则缴纳给官府的刍、稿税，也必然是如此。
东汉后期新增的田亩附加税“亩敛税钱”
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5年）八月，“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这显然是按田亩征收田租、刍、稿等税之外的又一项田亩附加税，只是其税率多少不明而已。李贤认为这次按亩税钱的附加税是“亩十钱也”，他的根据大约是《后汉书·张让传》所载张让劝灵帝“今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一事。实则这里讲的，是灵帝增加按亩税钱之制的税率，即增加部分为“亩税十钱”，并不等于说桓帝始创“亩敛税钱”之制是亩税十钱。以上，田租，刍、稿税，亩敛税钱，都是以私有土地为课税基础的税目。较之秦的同类税目，明显增加“亩敛税钱”制，而刍、稿税的类别与征收办法变异更多。
口赋口赋（内含“算赋”、“口钱”）、更赋和献费，都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税目。
口赋，秦已有之，已见前述。汉继承了秦的这一制度，刘邦于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正式宣布“初为算赋”2，即恢复了人口税中课之于成年人的算赋。这里虽未提到“口钱”征收之制，但据江陵凤凰山汉简，西汉文帝时的人口税征收中，除“算赋”外，还有“口钱”的征收，而从高祖四年到文帝时期，史籍中并无再“为口钱”的记载，因此，知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之时，很可能同时恢复了口钱与算赋二者。更值得注意者，整个西汉与东汉的史籍，关于记载口钱与算赋并征者不少，却均无始创“口钱”之制的记载，这也反证“口钱”之制早已存在，且历两汉而无变化。特别是《汉仪注》谓口钱本为二十钱，“武帝时，加三钱以供车骑马”，足证武帝之前确已有“口钱”之征。
至于口钱、算赋的税率、用途与征税的年龄等，则颇为复杂。以税率言，据《汉书》注及《后汉书》注引《汉律》、《汉仪注》、《汉旧仪》和《说文解字·贝部》段注引《汉仪注》及王充《论衡·谢短》等，知“口钱”又2详见高敏《略论西汉前期刍、稿税制的变化及其后果——读江陵汉简札记》。《后汉书·桓帝纪》。
2《汉书·高帝纪》。
参阅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见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辑。
叫“头钱”，系课之于七岁至十四岁的不服徭役的未成年男女；“算赋”则为课之于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女的人头税。前者每人每年原纳税二十钱，至武帝时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合计为二十三钱；后者每人每年纳税一算，为钱一百二十文，故曰“算赋”。关于二者的用途，据《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所引《汉仪注》，口钱二十三钱中，“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也”。《说文》段注引《汉仪注》与此同。但《汉旧仪》却载二者都是“以补车骑马”或“以给车骑马”，并无“口钱”、“算赋”在用途上的区分。按秦制为“头会箕赋，输于少府”2，同汉制之以“口钱”中的二十钱“以食天子”或“以供天子”者一致。故以算赋“补车骑马”，似为汉代的新制。证以江陵汉简五号木牍所载当利里的赋钱“定算”及分配情况，除以“赋钱”充“吏俸”及上缴外，还有以赋钱“缮兵”的话，可见用赋钱供天子之经费及以补车骑马，都是符合实际的。关于“口钱”征收的年龄规定，《汉仪注》及《汉旧仪》均以七岁至十四岁为征收口钱的年龄标准；但《汉书·贡禹传》却作元帝之前“口钱”以三岁起征，到元帝时因接受贡禹建议，才改为七岁起征。同一系列史籍所载矛盾，因疑贡禹有误。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算赋的征收量问题。在《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中，均无每算为一百二十钱的记载。算赋的征收既以“算”计，则算赋的多少，实同每“算”定额的多少直接相关。据《汉书·晁错传》所载“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的话，则“一算”的定额早在秦时就已有之，只是多少不明而已。到了汉代，据应劭引《汉律》及《汉仪注》，均言每算为一百二十钱，于是人皆从之，并无异议。然而，据江陵汉简，文帝时市阳里的算赋征收，从二月到六月分十四次进行，每次征收一算的一部分，到六月才征完。合计十四次所征为二百二十七钱，则这里每算的定额应为二百二十七钱而非一百二十钱。至于何时才改每算定额为一百二十钱以及为何改为一百二十钱等问题，目前均无法回答。
关于汉代的口钱、算赋的征收办法，据江陵汉简，开始并无固定征收时间，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乃至八月、九月均可征收；每月征收的次数，也无固定，可以每月征二次、三次、四次不等；每次只征收每算定额的一小部分，最少者每次征收每算的八钱，最多为卅五钱，直到每算定额征足为止。但据文献记载，后来逐渐形成了每年“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居延汉简中称赋钱为“秋赋”；东汉时，甚至有“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口钱、算赋的固定于每年八月征收之制，可能形成于东汉时期。至于口钱、算赋的征收机构，据江陵汉简，是以“里”为单位进行，里正是征收口钱、算赋的主持人。其征收步骤是先以里为范围，按口定“算”多少，然后分次征收；征收之后，由里正将每月几次征收的口钱、算赋归总并上缴于所属之乡的乡佐；最后，再由乡佐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把征收口钱、算赋的钱按“给转卖”、给“吏奉”、“缮兵”和“传送”等项用途分成若干份分别上缴或留用。
代役钱“更赋”
“更”，早在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是徭役的名称。如《左传》成公十2《淮南子·汜论训》。
三年（公元前578年），晋伐秦，“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商鞅创立赐爵制，仍有“不更”爵名。《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曰“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可见“更”为徭役之名。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考课时获优等的“皂者除一更”的规定，也证明“一更”代表固定的服役时间。因此之故，秦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叫“月为更卒”。于是亲自服“更卒”之役的人叫“卒更”，以钱二千雇人代役叫“践更”。此外，还有“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亦名曰更，《律》所谓徭戍也”。这种更役，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服役，去服役者也不可能完成三日之戍就返回，而是“一岁一更”，即实际上服役者一人代替了许多人的三日戍边之役。于是，“诸不行者”，便得每人每年“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因此，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的“卒更”、“践更”、“过更”，实为服更卒之役与戍边三日之役的三种方式。其所以都称为“更”，就在于“更”是当时徭役的代名词。“更”既为徭役之名，因而用以代替徭役的赋税便叫“更赋”。故“更赋”即代役钱之意。
但是，从史籍中看，秦无以钱代役之制，故无“过更”之名，也无“更赋”之称。“过更”与“更赋”的概念，始见于汉代史籍，故知“更赋”为汉代新出现的税名。“更赋”既为徭役的替代税，那么，是不是所有徭役都可以用钱代替呢？并非如此。据如淳的“更有三品”说，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用钱代役一是“一月一更”的更卒之役，凡当服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的人，如不亲往服役，可出“雇更钱”给“次直者”，每月出雇钱二千，这样就算服役者“践更”了2。但是，这种“雇更钱”不叫“更赋”，因为以这种方式雇人代役者并不普遍，官府也没有硬性规定必须人人这样作，故“雇更钱”只是雇者与被雇者之间的自由雇佣关系，而不是法定的制度。二是戍边三日之役的代役钱，税率为每年每人三百钱。由于戍边三日之役不能人人皆往，因此，就由国家统一规定缴纳代役钱三百。所谓“更赋”，就是指这种代役钱而言，它本质上是徭役剥削的货币表现。由于一旦缴纳了“更赋”，就算服过了每年的戍边三日之役，所以纳“更赋”又叫“过更”，其所纳之钱又叫“过更钱”，欠纳的钱叫“逋更赋”或“逋更钱”。这种制度第一次见于史籍，在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即《汉书·昭帝纪》所载是年正月，昭帝诏“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可见“更赋”征收之制，在此年之前便已有了。
献费“献费”之名，始见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9年）二月诏。诏云“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2从其按人口征收现钱而言，它也属于人口税的一种，但是，它不同口钱、算《汉书·食货志》。
《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条注引如淳语。
2《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语。
参阅高敏《秦汉赋租制度考释》，见《秦汉史论集》。
2《汉书·高帝纪》。
赋，是在二者之外的另一种人口税。从其“献费”的名称来看，显然是诸侯王和地方官以贡献方式输于朝廷的；其数量并无固定，故而有任意“多赋以为献”的现象。汉高帝十一年之所以限制为每人每年六十三文，意在防止多赋于民。高帝十一年时说“今献未有程”，可见此年之前已有“献费”税目，也许还是始于秦之税目，只是具体实行年代不详而已。西汉文帝元年（公元前79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惠施天下。”3《汉书·贾山传》也载贾山于“文帝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中有“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这里的“止岁贡”，与《文帝纪》正合。可见“献费”从此取消了。是以史籍不再见“献费”之名，代之而起的，则为方物之贡，故《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充输。”关于商业和私有财产的税汉代关于商业和私有财产的税，名目繁多，有算缗钱、占租、算訾、市租、关律税、六畜税、酒税等税。在这类税目中，不少为汉武帝时期所新增者，有的仅行于一时。其为长期存在的定制者，仅“算訾”、“市租”、关津税与六畜税等而已。
（甲）“算缗税”“算缗钱”之制，秦时无之。据《汉书·武帝纪》，谓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冬，“初算缗钱”，似乎“算缗钱”之制始于此年。然而，《史记·平准书》载公卿们于元狩四年议论算贾人缗钱时，有“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语，表明算轺车与算贾人缗钱之制，在元狩四年之前已经有之，元狩四年只是恢复旧制而已。据考，算缗钱之制应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所谓“算贾人缗钱”，即按贾人所储藏的现钱课税，本质上是对工商业主的“储钱”课以现金税。“算缗钱”的税率，历来有两种说法李斐以为是“一贯千钱，出算二十”2，即每千钱纳税二十钱，税率为百分之二；但颜师古注引臣瓒的解释就大不相同，他据《茂陵书》所载占租税率为“率缗钱二千而一算”3，即每千纳税一百二十钱，则税率为百分之六。其实，臣瓒所云为“占租”的税率，非“算缗钱”的税率，故应以李斐说为准。算缗钱之制，盛行于武帝时期，由此而引起了“算缗令”的发布，又导致了“杨可告缗遍天下”的局面，结果使富商大贾受到极大的打击，可见“算缗钱”制是专门针对商贾的税制。武帝末年，“不复告缗”，且以后的史籍中，不见有此制的实行，故此制可能仅行于武帝时期。
（乙）关于“占租”此制秦时无之。但汉代确有此制，而且被写进了法律条文。《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注引如淳曰“《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3《汉书·文帝纪》。
详见《史学论集》第一集所收高敏著《读史拾零八题》。
2《汉书·武帝纪》及注。
3《汉书·武帝纪》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