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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翻到了译者的名字，发现了用中文书写的辜鸿铭三字，这个清末真正的国学大师之名他还是听说过的，于是对于这一译本他完全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两本都是俄译本，一本发行的较早，是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较新了，是今年发售的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译的版本。
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比较简洁，但是和19世纪之前的欧洲汉学家翻译中文典籍犯了一个毛病，不仅喜欢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还常常自作主张的删除了许多有碍基督教理念的章节语句，这一版本就显得有些混乱而缺乏逻辑了。
至于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译的版本，是三种译本中最为完整的。难得可贵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作的语言之美，这一版本尽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词搭配和修辞手法，以使译本尽量达到语句对仗工整和富有节奏感。
从伯爵大女儿以俄、英两种语言的重复朗诵中，吴川能够听出这位教授的确下了相当的功夫去翻译。而且这位教授应该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他就不能把这么多注释和背景材料正确的加入到译本内，使得初学者更容易去理解《论语》一书到底说了什么典故。
不过也正因为巴.斯.波波夫过于借助了中国学者对于《论语》的解读，使得这一版本变得拖沓冗长，且失去了《论语》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哲理。老实讲，把它当成一种东方文化的通俗读物，也许更为适合一些。
吴川一边听着丽莎读着三个版本中的语句，一边从记忆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复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繁琐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儿外，佩奇和谢尔盖上尉都差不多听的昏昏欲睡了。
“…不，这三句话中的道不能翻译成三个不同的名词，虽然在俄语的语境内也许很适合，但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义。这样的翻译等于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个主张，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托尔斯泰伯爵对于吴川的说法很感兴趣，他不由追问道：“那么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认为，《论语》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爱，反而是这个道呢？”
吴川：“…”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的答辩时间。更糟糕的是，他还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来答辩，这简直就是考验他的英文词汇量啊。虽然这些日子里他通过背诵英俄字典丰富了不少英文词汇，但是想要把《论语》中的道这个词完整的用英语表达出来，还是有些为难他了。
思考了许久之后，吴川用拇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绞尽脑汁的向伯爵解释道：“在说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够向您解释一下，孔子所处的时代。”
伯爵虽然不明白吴川为什么要扯这么远，但是作为这两年来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对这些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他还是很乐意花费上一些时间，听听对方对本国文化的看法的。他还让管家谢苗推掉了后面的几个会面。
吴川对此倒也没有多想，他全神贯注在了自己的记忆中，然后将过去学到的知识重新组织后，向伯爵说道：“孔子比耶稣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出纸张，能够用以书写的载体只有铜器、丝帛和竹木制成的书简。
当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书写载体还是竹简、木简，这种载体虽然便宜且容易保存，但是它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笨重。一篇数百字的文章，往往就要用上数十斤重的竹简、木简。
所以在那个时代，学者想要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力求语言上的简洁，务必能够用一行字去阐述数百字的思想…”
谢尔盖上尉终于有些不耐烦的插嘴道：“这同你说的《论语》中的文字又有什么关系？”
伯爵顿时有些不满的瞪了上尉一眼，谢尔盖上尉也只能不甘心的闭上了嘴，吴川这才继续说道：“所以，我国将这个时代的学者著作都视为：微言大义。并不会简单的把其中一句话或一个字看成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试图去发掘出这些学者刻下这句话时究竟想说的是什么。
就像《论语》中的仁字不能简单的化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这三句话中的道字，也不能将之简单拆开为三个不同意思的单词。
在我个人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反复阐述了什么是仁，但是想要去追求并接近仁的境界，则需要先知道什么是道，然后按照道的运行规律去约束自己。所以，仁是孔子一声所追求的目标，而道则是孔子希望能够观察了解的通往仁的客观规律。
就像西方用自然科学规律去研究这个世界的真实一样，孔子希望找到由人组成的社会运行规律-道，从而使人的社会按照道的规律去运行从而达到仁的境界。所以道不仅包括了宇宙万物的起源、事物的规律，也包括了人生的准则和我们日常处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