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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又来。过了年以后,六年级的寒假也就结束了,再开学的时候,我转了学,转到哪儿了呢?
西村,这时候的西村,教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我舅舅,也就是我母亲的哥哥。我舅舅属于是高中学历,虽然高中没毕业,又会写毛笔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给耽误了,可能成就不止是个扎纸人的。当时,舅舅在他们村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了,他们村的村长专门请他到他们学校教毕业班的。
我舅舅也没啥教学经验,不过就是再不济,也比我们学校那个初中都没毕业的黄毛丫头强,他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呢,是什么师范学校毕业的正规教师,很严厉的一个年轻的……现在叫我来说,当时她是个还没结婚的年轻小女孩儿,也就二十岁出头,不过在那时候的我眼里,她已经是个成熟的老女人了,又严厉又刻薄。
我舅舅和这个年轻的女数学老师呢,给我小学生涯的最后半年,留下了特别恐怖的梦魇,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他们的教学模式,那就是魔鬼式的、炼狱式的,开学半个月,一口气把教科书通通教完了,紧接着,那炼狱就来了,每天除了做题就是背诵,除了背诵就是做题,我的亲娘呀,一天十节课,上午五节,下午五节,哪里还有啥自习课?哪里还能偷偷在课堂上唱“一剪梅”?
他们那里的学生似乎早就适应了,我不适应,就好像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丁点儿都赶不上他们的学习节奏跟进度,可以说他们全班最笨的大笨蛋都比我强。
当时的每一天都是忍着饿做题,憋着尿上课,中午的时候,数学老师端着饭碗看着我们做题,当然了,等数学老师端着饭碗看我们做题的时候,班里也就剩下没几个人了,剩下的全是大笨蛋,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不是大笨蛋,只是跟不上节奏。
下午,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我舅舅又端着饭碗看着我们背课文,有时候是写那什么读后感,我就感觉我舅舅有点儿糊涂,课文只要背得不流利,稍一停顿,一摆手,回去接着背,背熟了再来,想撒尿,憋着,没有窘迫感,你们就不知道好好儿学,就跟过去的私塾似的,就差拿戒尺抽了。
同样的一篇读后感,别人写好了通过了,回家了,其他同学拿着他的原封不动抄上一份,那同学也给通过,也回家了,等我再抄一次,没通过,回去再写,咋就这么大差距呢,我就感觉我舅舅的文革时候给人打傻了,糊涂了。
六年级那后半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咋熬过来的,反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学会憋尿了。当时把我折腾的,连想胡慧慧跟唱《一剪梅》的空都没了。
好不容易,六年级终于熬完了,跟着就是暑假,说真的,我不记得那年暑假我都干了些啥,或许那炼狱式的学校真给我留下啥阴影,都快导致我失忆了。
当时,只记得暑假快过完的时候,父亲带我到几个初中学校报名考试了,不过成绩都不怎么理想,主要是我写的那字又大又丑,没一个学校肯收我。父母呢,又不想我到西村那个最差劲儿的对口儿中学上。一时间,我去哪儿上初中成了我们家一大难题。
眼看着快开学的时候,王思河来找父亲,他说他给强顺找到一家厂矿的子弟学校上初中,那里教学质量虽然也不怎么样,不过比西村那个中学强的多,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让我到那个学校上学,父亲一听,就点头答应了。
当时,连我在内总共去了四个,我,强顺,小庆(张永庆),新建(李文金),我们全是同村的同班同学,都是从小玩到大的。
我记得当时好像已经是九年义务教育了,不过,不上对口学校到别的学校去,就得缴借读费,我们每人每个学期还要缴二百块钱的借读费,一年也就是四百块钱。
在这个厂矿子弟学校里面,除了我们几个,全都是市民子弟,这些孩子们打一出生下来就有个旱涝保收的金饭碗,比我们土里刨食儿的可要高上一等,我们到了那里被他们看不起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几个还都穿着补丁衣服、母亲做的千层底黑布鞋,上个体育课,连个像样儿的球鞋都没有,老师就告诉我们,没球鞋不能上体育课。
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被人看不起是个啥滋味儿,被人鄙视补丁衣裳是个啥滋味儿,回家以后呀,我就缠着我妈,跟我妈说,以后我再也不穿补丁衣裳了,再也不穿补丁衣裳了……
在那个子弟学校里面,我们四个就像四个野孩子,总是玩一些让那些孩子们接受不了的游戏,他们用手打篮球,我们是用脚踢的,他们用脚踢足球,我们是扑上去抢的,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条件简陋,学校就一个足球,谁抢着谁玩儿,到了人家那里,这恶习还是改不了。每天呢,手上脸上都是脏兮兮的,人家全都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肯定,他们肯定没玩儿过尿泥跟屎壳郎。俺们从粪堆底下把屎壳郎用水浇出以后还烧来吃呢。
不过,他们那学校里的女生长得确实比我们农村学校的漂亮,脸长的白,衣服穿的好,还有过去那种市民们独有的优越气质。
只是,那些女生长的再好再惊艳,对我来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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