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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生产线上正在给汽车安装车内电线的汽车工人道，“看，每一根电线上都吊着一个牌子，我问过了，那上面写着每个工人的名字和一些特别的号码，一旦发生故障，而故障又被发现是他们装配不当所致，那么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我在邮轮上听其他一些先生说中国的法律非常野蛮，他们喜欢把人的脑袋砍下来，或者把他们全身的肉一片一片削下来，还有一种规定就是如果一人犯罪，整个家庭都会受到牵连……”
“哦，我的上帝，仁慈的主！”海斯克尔禁不住在胸前划起了十字架。他现在对生产线上的工人充满了怜悯，要不是每个人工人都在忙碌且人数众多，他很可能会掏出一些钱施舍给他们，毕竟他们的薪水只有美国工人的三十分之一还不到，同时要接受各种酷刑。
海斯克尔划起了十字，其他代表在凯特琳的解释下也划起十字时，根本不知道这种说法日后成了中国货之所以质量优异的唯一解释。
总装车间、零配件生产车间，以及最后相比于美国汽车工厂来说十分狭小的成品库，整个参观给了代表团三个印象。第一：汽车混线生产是在生产效低情况下才勉强做到的；第二，汽车性能优异是因为中国政府野蛮的法律和严密的追责体系；第三。因为第一点，中国汽车并不会给美国汽车带来致命的威胁。在美国汽车市场，他们的份额不到百分之十，且无意扩大也（碍于混线生产的低效）无法扩大。
杨锐在多年以后看到这个报告有些哭笑不得，特别是第二点，这让他想到了后世的茶叶蛋。灯塔国政府和灯塔国的卫星国政府总是一副神父或牧师的德行看待他国人民，认为如果我不拯救那些人民，他们就会全部下地狱。这些人带着美国西部牛仔的秉性，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一场正义秀，同时直线式的逻辑思维让他们看不到问题的全体。总认为冰山只在海面之上，海面下空空荡荡，最终结果就是害己害人。
换而言之，他们的正义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一场以自己为中心的表演秀，根本不顾他人、特别是被帮助者的实际感受。同时，随着文明的没落，和平、民主、人权以及以自我表现为中心但并无多大意义的美式正义的泛滥，使得全世界都被他们拖着一起走向毁灭。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所谓的结构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繁荣的，他们不约而同向世人勾画描绘出一个等待戈多或黑客帝国式的世界。宣扬存在等于虚无、生活毫无意义，由此看，西洋文明的死亡无可避免，古希腊文明的‘知识就是道德’和希伯来文明的‘耶稣基督’。根本不能制止这种趋势。中国只需谨守自己的文明，坐看欧美步古希腊、古罗马后尘，被黑黑和绿绿重演‘蛮族入侵’即可。
至于第一点。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即便混线生产真的效率低下，不能大规模生产汽车。那增设几条生产线就不行吗？既然一条生产线存在优势，那增设的生产线同样存在优势。中国汽车工厂之所以产量低下。是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这个因素，同时不想在汽车行业过分刺激美国汽车公司，以至彻底失去美国市场。
这是杨锐多年后看过情报局送来这份报告的反应，但此时，他正在自己领地上欢迎老朋友，历史上真正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先生和与他一起拜访自己的梅奥博士。
如果说泰勒只是礼节性的拜访，那么梅奥则是带着问题拜访的，他好奇于之前杨锐发表在中国管理杂志并被美国杂志所转载的一篇文章：《管理的人性假设——兼论东西方文明对人性善恶论的影响》。
以杨锐的角度，这其实是一篇攻击‘西方至上’的战斗性文字，因为基督教宣扬的就是人性本恶，而中国人大多相信人性本善，即便存在恶的一面，也认为是可以教化的。其实发表这种文章也是无奈之举，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他总不能介绍什么物流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这些硬货吧，现在同济大学堂经管学院也都更改了课程、简化了课本，把这些专业全部转到陆军大学后勤管理学院，可没想到这种文章还是把美国人引来了。
“公爵大人，人性善恶的定义差别究竟会给实际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梅奥博士学生般的提问，这是他反复通读那篇论文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既然是面对面，杨锐不得不出一些干货，他笑着道：“影响非常大，这是有机和无机的差别。”
“有机和无机？”梅奥并不完全了解‘有机’这个化学名词，特别是用在管理上。
“有机就是指所有工人是一个团体，他们喜欢工厂，愿意为工厂付出一切，而不仅仅因为工资工作，工厂就是他们的家。”杨锐答道，并不深入。“而就我所知的美国工厂，工人们和工厂主之间是对立的，为了对立，工人甚至组织起了工会，然后双方向仇人一样斗争，生产被丢在一边、顾客同样被丢在一边。工人对工厂没有归属感，股东对工人没有责任感，这就是无机，无机的最明显特征就是罢工和裁员。”
“在中国难道没有工会和罢工？”管理问题似乎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工会这种邪恶的、非中国原有的组织当然不会在中国存在，中国只有行会。”杨锐笑道，“罢工当然不可能消除，特别是一些西方人办的工厂。他们太惟利是图了，没有企业家的良知和责任，所以工人们很不满意。中国公司普遍实施终身雇佣制、信奉集体主义，工人和股东是一体的，盈利或许是工厂存在的基础，却不是企业家的唯一目的。”
“会不会有工人无法接受这种环境……”梅奥忽然想到了胡佛在邮轮上所说的‘’，在那种无比禁锢的家族中，个人毫无自由可言。“每个人都想要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人的才能非常突出，他会不会很难接受……”
“他最少可以喝酒，并且在十八岁之前。”杨锐笑道，此言一出在坐的美国人全都笑了，他们到中国高兴的事情除了吃中国菜，再一个就是可以尽情喝酒。梅奥也明白杨锐的意思，与其说中国人处于集体主义下遭受禁锢，美国人一样受到无数道德和宗教习惯的束缚，禁酒就其中之一。
待诸人笑过，杨锐才道：“如果我从未去过美国，那么我一定会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国家，因为一个连酒都不能喝的国家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而且这个国家还常常说人有罪，认为人从生下来就是罪恶的。但依然有那么多人喜欢美国、包括我在内，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完全不像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宣扬的那样：美国代表自由，而中国代表**。
如果一个人天生才能就比较突出，那么按照中国的教育体系，他初中毕业应该进入高中，而不是技校，之后再读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专业的研究人员，而不是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
杨锐简要说着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它已经完全变样了，为了不使穷人出身的孩子过多进入大学，义务教育开始全面市场化，于是穷人的孩子可以不去上学，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认字、考取毕业证，最凭毕业证到县衙领取义务教育奖励金。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他们很难考上高中，特别是大学，尤其是在大学招生不再大规模扩招的情况下。
如此，社会阶层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完整析出，统治等级最终得以维持。如果不分‘贵贱’的一视同仁，大家凭分数说话，其结果便是有背景的学生毕业后事业一帆风顺、有所成就；没有背景的学生，要么学无所用、要么成为水果贩子。从这个结果看，人人平等只看分数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浪费的，尤其对家庭境况不佳、急需孩子毕业挣钱的贫困家庭来说更是如此。
杨锐目光闪烁的说话，但梅奥博士并不知道这种目光闪烁背后的故事，他转而问道：“如果不解雇工人，那么经济危机时工厂怎么度过难关？”
“从股东到工人，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想办法应对危机。”杨锐轻描淡写的道，“工厂是大家的，破产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其实对有自信的企业家来说，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淘汰竞争对手的良机，他们会发现很多市场上无法打倒的竞争对手，却在经济危机时一个个破产倒闭。从这点来说，经济危机更是一种磨练，熬过去就好了，因为每次危机之后就紧跟着一次繁荣，就像冬天之后就是春天一样。”(未完待续。)
ps： 注140：《车辆保险与理赔》，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