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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单位报到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回到县城后，我的单位一直没有着落，我实习的单位县外贸鸡场答应要我，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企业，所以没有表态。一直等到7月中旬，我们一同回来的五个人当中，两个留在县畜牧兽医站，一个的父亲的农业局的副局长，一个的伯父是林业局局长，留在县城是必然的了。另两个去了外贸鸡场，虽说是企业，但户口是县城的，就剩下我一个了，那时候，有人正帮我介绍去文化局，一切都在活动中，但稍后得知，人事局表态，不能跨系统安排。
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惶恐起来了，要是这样下去的话，那我最后的可能还是回到畜牧局，但畜牧局不可能把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也留在县城，所以我已经向人打听哪一个乡镇最好，以便到时候主动提出来。有一天跟遗已经上班了的同学去畜牧局刺探情况，没想到刚遇到了局长，我同学就介绍说，这位某某，在学校已经发表了好多作品的，县外贸鸡场想要他。局长翻着眼看了我一眼，很有兴致，说，就来这里上班吧，在办公室。真是得来不费功夫，连一根烟也不花就搞定了——当时风传一个人要留在县城要花好多好多的钱，所以至今我还非常感激和敬佩我们局长，他叫黄自英，名字像是女的，但是一个大男人，说起来他名字还有一个故事，某年自治区开畜牧会议，会议还将他安排跟一个女同志住一起呢！他有句话在县里很出名，是关于他的年龄的：实际年龄49，身体状况39，思想意识29。2011年听说他死了，很是难过。可当时我也在病中，就淡忘了。
于是，我就开始在畜牧局的办公室上班了。每天写总结材料，写可行性报告。也干些其它的工作，比如春季，牲畜五号病流行了，办公室的就得跟业务部门一起奔赴疫区，一手拿起注满毒药的针筒，将那些发病的猪处死，然后在山上挖一个深坑，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它抬上去，埋掉。只要我们进村，总是猪嘶人叫，村民大哭——成两百斤的猪，眼看就出栏了，就被处死，只补那么一点钱，当然难过，甚至要过来跟我们拼命。也去搞计划生育工作，跟随工作队，到某个村公所住下，白天上家去宣传，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就摸上门，将那些计生对象抓过正着，送到计生站落实措施，有放环的，有结扎的，也是搞得鬼哭狼嚎的。再有就是喝酒，接待都是办公室的工作，上面下来的，下来上来的，兄弟单位的，都要出面搞好关系。以至我的酒量进步神速，在后面我会专门写到，暂且不提。
开始工作了，也真正开始领工资了：第一个月212块，到我走的时候好像提到280多了。但是单位没有房间，我与一个在建材局上班的，也是刚毕业的朋友李励兴就住在一个交警朋友的房子了——那是单位分给他的，但他住家里，也就空了出来。当时连床也没有，我们就铺个席子在地上睡了，半年后才有了床。这一住，就是一年多，也同时开始了我们长到现在的友谊，在所有的朋友当中，他跟我是最知己的，那时候，他的收入要比我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花他的钱，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市的常委了。
显然，212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少得可怜的，经常是还没到月底——我们15号发工资，就一干二净了，到最后，只有在房子楼下的饮食店里赊帐。当时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曾经陪老乡到广东拿了一笔现金回来，那是一笔高达20万元的款项——对于月工资才200来块的人来说太多了。可是，挣这钱的人目不识丁，仅有一个好容貌。我遇到了前所未闻未有的困惑，出来了，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家里也得靠你了，可是你才挣那么一点钱，连养活自己都困难。那时候，家里也怏求自己为姐姐找一份工作，在道义上，这是我最值得干的事情，可是对一没有钱，二没有权，三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要在上世纪90年代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但我建议姐姐先出来，在一些地方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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