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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中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童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读初一那年，我11岁，只有52斤，是我父亲亲自挑着行李将我送到学校的，自此开始了我长达九年的中学的生涯。第一次离家，我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新奇，但又非常羞愧，因为自己最终没能考上当时的县中学，而我们班有一个人考上了。
我当时上的是79（甲）班，班上有50多人，开始的时候的情况现在毫无印象了，只记得经常没饭吃。那时候的饭堂都是乱哄哄的，领饭的窗口人头涌动，十几个人混战成一团，要拼命挤才能领到饭，后来我还画了一幅漫画：一个人在拼命挤饭，搞得满头大汗，终于领到一份饭了，不由得感叹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漫画在学校里传诵一时。到了后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账房先生》中，我专门写了一大段关于挤饭的文字，很多人看了，都说非常生动，非常地传神，还料定我是挤饭高手，真是惭愧了。当时只有52斤的我，还没到边上，就被那些高年级的碰到一边去了。有时候也有值日老师，负责维持排队秩序的，才勉强领上饭。当时姐姐也在这学校，女生那边一般是守纪律的，秩序很好，就叫她帮打，但次数多了，也厌烦了，有时候就干脆饿肚子了。那时候的伙食非常不好，几两饭，一份青菜，吃了也顶不住饥饿，更何况没吃，所以饥饿的感觉特别强烈，也非常难忘。
再一个就是我们班上都有劳动课，种菜，并要求每人每学期交菜25斤（好象是），学校分有一块两张床大的菜地，由你栽种。淋水、施肥一概由你负责。这可难坏了年少的朱枸，虽说是农村出身，但对种菜可是一窍不通。何况那么大一个小孩，要挑水，当时水还是奇缺，要到很远的黄华河取，施肥要到学校的大粪坑来舀，根本挑不动，有几次还差点掉到粪坑里去。这样情况下，所种的青菜简直比自己还瘦弱，黄黄的，像自己的脸色，所以，没有一个学期完成任务的，没完成任务，所有的奖励、荣誉都与你无缘，所以，对读书产生了无比的厌烦。另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回家，把一周的米和柴挑来，交到饭堂。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家到中学是三个小时的路程，那么瘦小的我，要挑着几十斤重的米和柴，走那么远的山路，那真是要我的命！父母有时候也帮挑一些，但大多数还要靠自己，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下雨，我到半路摔了一跤，米和柴都散了一地，跟黄泥混在一起，我就坐在湿湿的地上大哭了起来。这两件事，是我读书以来最痛苦的事。
那时候，生活费还是困扰我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家里有三个人读书，父母显得非常吃力。所以，除了从家里挑米挑柴去学校以外，我还必须想办法挣点钱。所以，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跟弟弟两个就到自家的山上砍一些竹子，然后花一个多小时，用肩扛到村子外面的黄华河上，扎成竹排，漂流到公社里去卖，因为当时的南渡公社是有名的编织之乡。一天两个人只能扛3扎，每扎60斤左右，总共也不到400斤，每100斤5块钱，总收入不到20元钱。更为可恶的是，当时南渡街上有一群吃闲饭兼恶霸的人，专门拿着一杆称要对竹子重新过称，每次收费5毛，所以，六扎竹又要去掉3块，实际到手的只有十五六块钱，刚够我们两个一个星期的伙食费。这种辛苦无比、让人羞于启齿的工作，居然还被一些同学羡慕，他们认为，放竹排是一件多么浪漫，多么惬意的事情——也许他们看《闪闪的红星》看多了！有一次元旦放假，班上的同学廖庆南（也就是后来跟我一起写小说的同学，2016年据说走了，让人）也跃跃欲试，跟随我到家，也想体验一下放排的乐趣。那时候碰巧家里有一批坑木要运到公社林业站，父亲跟母亲已经趁发洪水的时候将它们漂到黄华河边。我跟母亲、弟弟和廖庆南，就将他们编成木排，计划沿河而下。但出师不利，我和弟弟刚将木排撬离岸边，就冲下一个险滩，全部散了，我们两个跌入河中，木头四处漂浮，我们好不容易才将它们重新归拢，扎好，再度起程。河面的风是如此的清冷，以至我和弟弟冷得全身发抖，当然母亲和廖庆南也觉得寒冷异常。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我们又滴水不进，那种又冷又饿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也到了廖庆南的家（他的家就在河边），就上去歇息。一到他的家中，他父亲就给我们拿来厚厚的棉衣，一披上身，温暖得自己就掉下眼泪来！后来，那批木头总共买了48块钱，全部都给我和弟弟读书用了：自己的木头，父亲将他砍伐下来，大概忙了六七天，将它漂到河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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