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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这么辛苦、阴沉、劳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与父亲不同的是，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那些世家大族世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情景比比皆是。在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的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大业五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新天子重用的大臣们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并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他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边火速撤军，一边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调动各地兵马对杨玄感进行围剿。
在大业九年，杨广的政治威信虽然已经因为征高丽失败有了重大损失，然而和大业十几年的情况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足依靠。所以杨玄感起兵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自杀身亡。
二十六
回到涿郡的杨广看到驿报，心中的石头算暂时落了地。平叛如此顺利，使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班师太速了。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完全可以在辽东再坚持十天半月，那样高丽此时也许已经被荡平，千古伟业已经成功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在军事上威胁不大，在政治上却意味着严重的后果。杨玄感公开宣称杨广是昏君，在起义誓师时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杨玄感罗列了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种种失政之处，宣布要“废昏立明”，这使他的统治威信又一次巨大下滑。而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的高丽战争再一次失利，令随军的各国藩王又一次窃笑着而去，让他上一次丢了一半的面子这一次几乎彻底丢光。更主要的，这是政治高层当着全国臣民和四境边夷的面的公开分裂。帝国的政治伤口袒露在世界面前，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危险不习惯失败的杨广错误地理解了“愈挫愈奋”的意义。他内心的脆弱以坚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连续两次挫折，使杨广忘掉了其他一切，就像一个快输光了的赌徒，一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翻本上。赌徒们的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他们只看得到赌桌大小的范围，看不到金盆洗手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得大隋天下体无完肤，各地军报在大殿的桌子上越堆越高，杨广还是变本加厉地准备起第三次东征。如果他能仔细思考一下杨玄感对他的指责，那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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