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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李昭德正值春风得意之际。自挫败武承嗣挑起的立储风波之后，李昭德深得武皇信任。
他强干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一展大国宰相之风采；他杀死侯思止，法办王庆之，挫败来俊臣，一扫朝廷巧媚逢迎、谗言相告之风，朝廷因此朋党逐渐衰败，阿谀奸邪日益屏退。
其实，李昭德原本是一个敢于做事也善于做事之人。那泾渭分明、敢于直言的性格颇似其父李乾佑。
贞观初，有鄃县令裴仁轨私自使用门夫，太宗欲斩之。乾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天下遵守于下，为天下共有，非陛下独有。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有乖缪之嫌。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身为宪司，不敢奉制。”
太宗善解其意，免裴仁轨死罪。李乾佑迁侍御史，后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皆有能名，被提拔为御史大夫。
受其父影响，李昭德生性桀骜好强。长寿中，他负责改造洛阳城，在疏通道路，改善交通，便利百姓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一些前人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他手上得到了解决，因而深得朝廷赞赏，也为洛阳百姓所称道。他耿介不阿，容不得朝廷上下媚俗之风。
一天，有人拿来一块白色石头，中间3，还有一道红色花纹，送到皇宫，向武皇献瑞。
李昭德不顾武皇情面，当众追问献石者：“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也敢拿来献瑞？”
那人回答：“此石与它石不同。中间有赤心，故而呈上。”李昭德大怒：“这块石头有赤心。其它石头都要造反吗？”说得左右大臣哄堂大笑。
不久，襄州有个叫胡庆的人抓到一只乌龟。便在龟皮上写上“天子万万年”字样，献到阙下。
李昭德一见就知道荒唐。他取过刀来，在龟皮上一刮，字就全掉了。李昭德把刀一拍，要治胡庆的罪，吓得胡庆逃之夭夭。
武皇对李昭德刚正不阿、敢于担当的干练作风自然满意。武皇历来看重有智慧会干事有作为的人，对他们的桀骜之气一向都比较宽容。
一连串的成功和不菲的成就，加上武皇的信赖，使李昭德充满自信；而张扬的个性。豪无顾忌的作为，又把这种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
殊不知，他所对付的两个强大的劲敌，一个是以武承嗣为代表的武氏家族，一个是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而操纵和权衡两者之上的恰恰是武皇，
换言之，包括李昭德在内，他们的所有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制于武皇。其生死存亡的决定权也都掌握在武皇手里。
武承嗣受立储风波的影响被贬，一直对李昭德怀恨在心。他们一伙窥视着李昭德的一举一动，随时企图通过武皇之手置李昭德于死地。
而酷吏来俊臣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向都是李昭德所鄙视的。对他们的胡作非为更是水火不能相容，其明争暗斗历来已久。李昭德利用自己的强干机巧，不断地打消来俊臣他们嚣张的气焰。
来俊臣他们对于李昭德自然也是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夜之间使他成为他们的刀下客。
武皇显然默许了他们的明争暗斗，巧妙地施展她对群臣的驾驭之术。饶有分寸地把握着事态的平衡。当武承嗣在武皇面前状告李昭德的时候，武皇反唇相讥：“我任昭德。每获高卧，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
慑于武皇的神威，武承嗣不敢造次。李昭德果断行事、大刀阔斧处理朝政，从不迁就任何人任何事，很多时候，甚至不会顾忌武皇的情面和感受。
武皇并没有制止李昭德的行为，相反，在很多场合或者对许多重大事情她是在鼓励甚至怂恿着李昭德，有时候，她还会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为李昭德阻挡一些来自各个方面的非议和攻击。
她用不着限定李昭德哪些能说能做，哪些不能说不能做，那不是明君所为。
她需要李昭德为朝廷服务，更需要李昭德来牵制各方，需要在动态中收放自如地维护朝廷各方面的平衡和稳定，又在动态中掌握主动。
她知道这种平衡是暂时的，迟早总会被打破。至于什么时候会打破，那就要看事态的发展，武皇只能静观其变。
就在李昭德同武承嗣和来俊臣他们的争斗处于胶合状态的时候，他的精明强干和专权用事的作风，加上他“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
也引起了其他朝臣的嫉妒和不满。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列李昭德罪状，他以“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为定论，认为“宰臣持政，常以势盛为殃。”
并以历史上威震人主的功臣因专权而造成的祸害示武皇引以为戒。
又赞颂武皇：“陛下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转而用惋惜的口吻责怪武皇“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
为了消除武皇对李昭德的信任，他首先断定李昭德“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
进而抨击李昭德“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致使“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
对武皇迁就李昭德十分在意，“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明确指出，朝廷有品位的官吏，大多为李昭德的亲信，劝告武皇“勿谓昭德小心。是我手臂。
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对这样的人。不能委以重任，“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
如今，李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如果“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须知，“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依仗武皇对李昭德的信任，朝臣未敢轻易对李昭德提出非议，现在既有丘愔上疏，那些对李昭德心怀不满的人也就及时跟进，很快就有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急上奏他的论著。
丘愔的上疏，加上邓注的《硕论》，使武皇顿感事态严重。令武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重用李昭德的同时，一些人也在窥视李昭德的一举一动，并在内心暗含着对她的不满。
他们对李昭德的指控。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由不得武皇不对李昭德做出慎重思考。
正如丘愔所言，李昭德所干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她的默许和庇护下进行的。这其中也包括在他的强势面前对他的种种迁就和容忍。
其实，对他的那种信任，完全是为了促成他干成事；没有李昭德的强势，就没李昭德今天的成功，同样，没有她的信任和支持，李昭德纵有天大本事，也将无能为力。
但是，信任和使用一个强势的大臣，无形之中也在培育和扩大他的势力，助长他旁若无人、专权用事的作风。如此而来，以天下之重，委于一人，也确实存在着“权重一去，收之极难”的风险。
尽管这种风险并没有像丘愔所言那般严重，她也从未以天下之重委于一人，与之相反，她对于任何一个大臣包括身边亲信的使用，都保持充分的距离和冷静的观察，
从来都不会在信任中放松防范于未然的警惕。现在，既然有朝臣对李昭德提出非议，那么，也正是根除李昭德专权用事以遗留后患的最佳时机，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于是，武皇断然撇开与李昭德并这帮朝臣之间的周旋，直接谓纳言姚璹曰：“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
这就等于支持了进谏者，又将她以往对李昭德的信任进行了否定，使李昭德失去了赖以在朝廷生存的空间。
延载初，李昭德左迁钦州南宾尉，几天之后，又下令免去死罪发配流放。之后虽又被召回拜监察御史，但已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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