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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引用卡莱尔的话说：“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为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卡氏只强调了比喻作为“筋络”的“隐”的一面，对其“显”的一面没有留意。
比喻之功如衣服：比喻使文意合而不露，托物寓志，恍惚跃如，衣服裹住人体．身体从衣服下隐隐托出，二者在此上一致；比喻句文辞焕然斐然，引人神飞意开，衣服则五色鲜明，夺人眼目，二者同样在突出、彰显自己。
所以，比喻“要直接参与形象的创造，风物的描写，意境的构成，情感的变化，不仅给人以‘蹙金结绣，的‘翰藻’美，而且给人以‘埋没意绪’的‘沉思’感，修辞之‘焕乎斐然’与意蕴之‘恍兮跃如’是比物此志的”。
象征和寓意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比喻，只不过是“尽量展开和延伸的比喻”。
比喻根源于想象、情感，鉴赏根源于移情、人化（人的对象化）。
而作为辞藻特色的比喻，在超越所比较的两个东西以后就达到了鉴赏范畴的兼融化合，它追求一种实在的境界，也追求一种超越的境界。
对禅宗、佛典研究后钱先生还发现：“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假如我们从修辞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也许对思辨有些小帮助。”（《“回家”》）比喻的新奇则全靠想象的大胆，能把表面上相隔很远的东西结合起来，从中摄取最丰富多彩的东西，通过巧妙的配合、联系，产生神异的效应。
《管锥编》举法人小诗一首来比喻“单相思”：风爱花，花爱蝴蝶，蝴蝶爱蓝天，蓝天爱星星，星星爱大海，大海爱岩石，作浪频吻，岩石漠然不动。
比喻有“情感价值”，又有“观感价值”。缺少真情的比喻不过是辞藻上的浮夸，形象是枯干的，没有生气的。
比喻之能成立，则在于它虽和“事理”不符，但与“情理”相合。即使荒诞，只要情理成立，那也是发明创新。
寓言、神话如《西游记》、《聊斋》及“荒诞派”作品，甚至“魔幻”、科幻小说，都吻合“情理”，是一种放大的“比喻”。
比喻有、“两柄”，分“多义”。
所谓“两柄”就是指“两面”。同样一个事物，当它用来做比喻时，有时代表褒义、喜悦，有时代表贬义、厌恶。
“驴见惊，马见走，骆驼看见翻跟头”，用来形容美女时表示一种意蕴、感情、态度，形容丑女时又是别一番滋味。
所谓“多义”就是说一个事物不仅仅是一种性能，一种功效，取来用作比喻时着眼点不同，含义不同。而设喻的关键是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有多少相似点，比喻就能有多少“边”。
不难理解，“柄”“义”之间有了如下组合：柄同边不同，柄不同边同，柄同边同，柄不同边不同。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一一作了举例、阐述、分析。这种分析、阐述、举例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及其它文章中，如果不摆到一起比较，就发现不了他对这一问题博大精深的体会、认识。
其它还有对“学风”、“门派”、“神韵”、“通感”、“幽默”、“农山心境”（“企慕情境”）、“诗可以怨”、“反者道之动”等等的认识，每一个领域都是独到的，对读者思想、心灵的冲击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启人思悟不尽的。所谓“纯粹的知识积累”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强烈的效果呢？而况它们还内含着钱先生的性灵、血气，对人生、对创作等多方面的经验与智慧呢？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到清华当教授时曾说，梁某虽然著作等身了，它们加在一起还不及陈寅恪的一篇文章。
这句话可能对陈过于抬举了一些，但如果不是梁启超，如果换一位二流或二流以下的人，我想它是能够成立的。
再若将陈寅恪换成钱钟书，这句话照样成立，只不过要待人们进一步认识钱钟书、认识“钱学”以后方能做到。
人无完人，任何人的思想、方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法挑剔。如果死抠的话，钱著中当然有不足。有人就指出《管锥编》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果人们不能从前后文中悟出弦外之音，那么全书就会散成无法理解的片断。
由于读者中很少有人能够像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对他们来说，往往只剩下对朦胧费解的文字进行费力的考据了”。
说到底，这一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因为读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况且西人的治学方法也可以挑剔——它们虽然“科学”，但是不够“艺术”，失之于过分的繁琐、枯燥、干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曾经风行一时，现在无人问津。
因而，真正的学者、“大师”各以自己的“偏见”
概“全”，多少人的“偏”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全”。
《钱钟书研究》降之于“废书”之列，是国人可悲，不是“钱学”可悲，我们不能颠三倒四、因果不分。
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