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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像他评点金庸时那样去说：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鲁，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
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都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么乱来？
王朔能这样评点金庸，至于我，我确实没这个胆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为啥？假如我是王朔，我会发现我的小说中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一些人们从未所闻的话。
上面那段有关教育的高见即连“弱智”都说不出来！
话已这样，何况情节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实你稍微有一点“灰暗”心理的话，就能发现，在“我”王朔的小说里，“我”这个痞子勾引起女人来，也实在太容易不过了！大街上随便碰上了怦然心动的一个卖起脸皮上前把人家调侃几句，人家马上就和你相见恨晚了，两个人挂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对“我”也太主动，太愿意找个“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为希奇的是，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层次还挺高，大学毕业，而“我”这个“痞子”呢，又太像把他们捏出来、赋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样了，都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差不多都还是“无业游民”。
这样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动物凶猛》里的“我”和米兰、于海蓓，《痴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终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场大体都一个昧，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代表了王朔们的童年；后来这痞子慢慢长大，散见于他各个作品里，经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现实社会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岁的王朔，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从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们成长的身影吗——这身子只有年龄上的差异、职业上的不同，其它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读后，我就可以这样批评王朔：他的小说“情节重复”“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人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见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不读书嘛。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理知事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向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它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
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
“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像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这是受者的问题——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像的当然、应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许多小说何尚不是如此？
他的小说就“真”吗？“过脑子”吗？
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衷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灰色地带”上的听众，多半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
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
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
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三、王朔与《我看老舍》
王朔不仅写了《我看金庸》，还写了《我看鲁迅》《我看老舍》等。他每看一次就要闹出许多笑话，把自身的“无知”暴露得相当真诚。
在他谈论同行们的那些话里，一多半是相当决绝的，要么“是”要么“非”，“是”与“非”无可调和，这的确得益于“左翼文学”的熏陶。而他接近同行们的方式也比较古怪——他是下死了决心不想看别人书本的人，实在要读一读的话，碰见气味和他不投的，大体上也都是看不完就认定它们不好，轻易地满盘否定掉了。
对于老舍，他依然如故，把许多复杂的事情混起来谈，谈得那样轻率、武断。
他甚至认为老舍自杀的原因在于我们太在乎作家人格的完整了，“说惯了大话，把自个将在这儿，逼得很多人东西没写完只好去做烈士”。
既然这样，王朔就问：“这个人格对作家真那么重要？简直无可选择，要么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么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他觉得要是让他选，绝对会取后者，认为前者不可行。因而，他不必为这么一个虚假虚妄的、外人相加的“人格”轻视了自家性命，只有放弃“人格”，极力忍住，学司马迁，即使被皇上骟了，也不急着死，而是写出象样的东西，他觉得这才是上上之举。
老舍呢？他如果不是傻逼那至少也算个傻冒，死得太急，太想当“烈士”，太想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结果那部只写了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未能写完，由于这，现代文学史才显得“这么寒碜”。
要知道“作家的命运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着的时候写的，要产生伟大的作品首先的条件是让作家活着，别老拿生死考验他。死亡，无论多么悲壮，也是对写作的打断。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间，难免不负出人格做代价，但也就有了机会和可能写出真正伟大的作王朔的话无异于在说，老舍见识太浅，值得我们诅咒，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不及他王朔现实，“烈士”虽然做上了，一颗“丹心”也留给了“汗青”，但那是徒有虚名，完全上当受骗了！上谁的当、受谁的骗？
王朔告诉我们：我经常听人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一些写作之外的先决条件，思想性啊，责任感啊，对巨大事物的关怀啊，说来说去似乎都在强调作家的人格，许多作者本人也纷纷咬着后槽牙说：创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
所以，使老舍上当受骗的，是那些“缺德”的批评家，他们就盼着中国作家都当“圣人”。结果，老舍“是拿死拼出了一个人格，但这可以同时提升他的作品的意义吗”，“老舍人格伟大，能说他的作品也就当然比其他苟活下来一身污点的老作家更伟大吗”。
在文革那个“不道德的时代和更早以前”，我们的许多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的做了丑恶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还不如今天监狱里关的那些刑事犯”，他们算是苟活下来了，虽然已经没什么人格。
这样，老作家们就被王朔“一分为二”，“一方面可做绕纸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气，软，软到人尽可夫，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都不把写作当回事”。“中国作家吃亏就在于人人不老实。”因而，“死，只能成全一个伟大的作家。忍，没准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看来，“人格”对一个作家，尤其是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真已可有可无，不必把它当一回事。
不要了“人格”，作家岂不什么也不是了？不要紧，这些什么也不是恰就是王朔极力主张和提倡的。
他说：我愿意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很多伟大的作品，谈到这些个作家，都说“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相反。
我能理解王朔这样说，用心不坏，只不过他从一开始就说错了，错误贯彻始终，对老舍的评点及其借题发挥也就纰漏百出。
顺着他的意思，我的第一个疑问是，老舍的死是不是真像王朔说的，是因为上了批评家的当，要去维护自己的“人格”？
除了这个，他就没有不得不死的原因吗？倘真这样，批评家也实在太厉害了！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多不得意，起码不能像二流作家王朔们那样在世时活得滋润风光，对于社会，他们都是热爱的，但往往饱受“打击”。他们饱受打击的原因却决不是因为太有什么“人格”，这只是一个结果，是许多结果中的一个。他们不得意的真正原因在于离政权太近，统治者的荒淫、刻薄被他们瞧见了，老百姓疾苦又太深太重，有了这个铺垫，他们才表现出令王朔们鄙夷不已的“人格”、“责任”等意识，并有了对于“大事”的自觉关怀，从而思考了，具有了一些“思想”，创作之时，这些东西又极其自然地表露出来。
反之，如果没有百姓的苦难，不需要同情、抚慰、吁请、呐喊、启蒙、抗议……世界“看上去很美”，作家的“人格”云云当真是一文不名！
司马迁不死，有他不死的条件和理由，他的条件是自己的人身、大脑还是自由的，允许读书、思考、写作，写的又是“历史”，发发牢骚亦非直接，而是曲折、委婉、隐藏的。所以，他写作的理由是为了留下一部彪炳千秋的巨著，另一点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老舍选择了死，有他不得不死的条件和理由。
这个条件就是，他无法思考了，他的创作只能写“旧社会”的黑暗，或“新社会”的美好——细节上可以千变万化，大框框却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定。
有了这样的限定，他就有了不得不死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对于那个标榜为“新社会”的时代，他已经无法认清，从而彻底绝望了——先是对整个社会的绝望，再就是对自己写作心态、写作能力的绝望。
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认不清自己处身的社会，没有一个清白的心灵，精神被种种外在、内在的框子圈住，这时，他再有能力，也已发不出来，不然只能口是心非了！
“口是心非”对于王朔这样的二流作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他是个极其实际的人，很识时务的人，这种人做人是没有底线的，灵活应变的，他们真是太灵活了，时代、环境变了个一，他们立马儿比它变得还快，变作二，变作“二百五”。
最起码也要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主人公——“适应”了再说。而这时候你的老实巴交，老舍的不知道与时俱变，王朔说了，那叫犯了“鄙视人类罪”。
这样的罪名很大，比“反革命”还严重。
“反革命”不过只属于民族国家，不知道“适应”却是和整个人类作对。
王朔的语言坑人，泼给老舍的污水还算小吗？
他不清楚，“哀莫大于心死”，心灵已死的老舍像海明威那样，感到活在世上已经一无作为，生不如死，这才能毅然决然地自尽！如果不绝望，如果老舍确信自己还能有信心保持一个虽说屈辱，但却平和、实在的心境，那么他一定不会像王朔认为的那样“傻逼”，他会写完《正红旗下》，给王朔们一个说法的。
看来，一个绝望的人，他可能在乎自己的“人格”，但“人格”决不是最紧要的。司马迁的不死，你不能说他毫无“人格”，苟活了。同样，老舍的死，你也不能说他太要“人格”，不知轻重，不懂得像王朔们一样能够权衡利弊。
因为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可以权衡利弊的问题。历史学家在解释这个时代时是这样说的：
心理学家能够解释失落感、持续的不安全感、紧张感与持久的疲劳感和反复的灌输相结合是如何能够泯灭个人的内在个性，并且制造出巨大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惟一能够逃避这种压力的途径是屈从于权威。老舍不在上述“许多人”之列，也不属王朔父母们那种特殊包装和身份的幸运儿（军官），当他置身其内认清“权威”的实质，明白身周的一切后，他绝望了，自觉选择了不屈于权威，选择了死亡。
至于作品伟大性和作家人格的关系，那是又一个问题，一个确实重要的问题。王朔们没有多少“人格”，或者说对“人格”一类的东西满不在意，这才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自我感觉良好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生前无论产生过怎样大的轰动，受过多么高的荣誉，得到了如何厉害的赞扬，我们也不能据此以为他的作品就一定优秀。“一些假光彩，风格的新奇，一种时髦的耍花枪式的表现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时；等到下一个世纪，人们也许要睁开眼睛，鄙视曾经博得赞赏的东西。”
那么，怎样的作品才不过时得很快、赢得一代代后人的赞美、最终成为经典之作呢？我说不好别的，但敢肯定，王朔类缺少“人格”的作家作品不在其中。
王朔们缺乏人格和深度，照理不该受到我的责备，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拿自己作品的浅薄无聊，来抵制“人格”，反对作家“做人”的重要性，背下里又是在张扬、鼓吹他那种流氓习气和作风，所有的观点又那样似是而非，看不见芸芸大众的苦难，仅为一己之利振振有辞地辩护，轻视责任、思想，什么都不想背负，什么都想嘲弄一番，像大气一样轻盈潇洒，也像大气一样浮薄无味，这是我不能不批评他的来由。在我看来，这样的人也只配浅薄、无聊，他那心灵的内在听力极差，只有一对敏锐而贪婪的眼睛和追求奢华享受的能力。苛刻点说，这样的人才真是“死”了。
老舍的死是**的死，至多已经停止了思考；王朔们的“死”是活着时就开始的，是一种更真确的死，这种死是人性的蜕化与泯灭，是思想、参与、行动上的天亡——他们向着无意义、无价值的那部分世界彻底缴械投降了！
王朔又把老作家分为了两类，一类软，“软到人尽可夫”，一类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认为他们能有这种表现，原来都因为两者“不把写作当回事”。真这样吗？
老作家就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写出了流芳百世的著作？
《管锥编》不是吗？可能王朔要说我读不懂，而王朔读不懂的又大抵是不入他法眼的。所以，他一向以自己的读不懂，来说明人家是狗屁。
况且，作家们的“硬”与“软”，岂是由于他们“不把写作当回事”呢？照这样说，就只你王朔才把写作当一回事了？
而司马迁的“迁就”、隐忍，在王朔看来说不准也是“软”，软得“人尽可夫”呢——他只学了点初等算术，除了“一分为二”，当人为**，不是“软”就是“硬”。
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分划办法呢？
当然，王朔说老舍有他的条件，这就是他们的北京话都讲得特精彩。读王朔的那些不错的小说，除了欣赏他的语言以外，我的心头也时常有一种酸溜溜的意味，为人物的生存境况打动。
那些人吧，多半太识时务啦，该憎恨、反抗时不怒不怨，逃得远远的，这是一种人；另一种人则是特玩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调侃着、嬉戏着，一半是幽默好笑，一半是苦涩无奈，而所有人都同样无聊，除此而外，他们就没有多少“生活”了。
或许王朔的兴趣仅在于这些。
他说一进入写作状态后，脑瓜儿里的词儿就噌噌的往上冒了，“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子打散，重新组合”，“小说的语言漂亮，本身就有极大的魅力”。所有的语言又都是活生生的，主要从各行各路流行的口语里来。借助最多的则是“城市流行语”。后来，他摸到了这些流行语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和故事发展的气氛，王朔编了一些貌似口语化的东西，比较粗糙，它们和老北京的方言已经大相径庭。真正的老北京方言只在老舍那里才是地地道道的，它们连王朔也听不懂了，现如今只有胡同里的老人才讲，因而经历了一个“从活到死”的过程。
不过，王朔所说的流行语，绝大部分倒是市井卖浆者的玩话，用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叫做“一点正经没有”。
这些人特定的背景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限制了作为作家的王朔：在这些语言里，有的是机智、俏皮，游里游气，一切都那样滑不溜秋，所有的人都在为讲话而讲话，没有任何其它目的。所以，他的小说是为语言服务的，语言是王朔小说的中心与核心。虽然达到了“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这一王朔为自己规定的最高目的，但是，别人读小说的主要目的一定不在这里，否则听侯宝林的相声更为痛快，何必劳心费神？
而且，王朔的语言看多了就显得重复、罗嗦，摸到了“规律”也许是桩好事，可是有了这些规律，出场人物的讲话就一个调子、模式、味道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子、模式、味道呢？在我的感觉里，只有一个，即就是“痞的”。
所谓“痞的”，指的就是一种坏的意义上的机智、幽默、游戏、讽刺等等，至少它们是不积极的，使人沉沦更快、无意于引人向上的。设若它们有感觉，那么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地融进去，而不论世界如何可恶，它们都认可它、接纳它，在认可、接纳的前提下，来点小幽默、小调笑、小嘲弄、小游戏，不痛不痒，也痛也痒，无伤大雅，虽“生”犹“死”地“活着”。
在这方面，老舍和王朔决不相同。他的人物遍及各阶层、各行业，语言为小说服务，无关紧要的话即使再好也很吝啬，不让它们挤进来抢夺空间，喧宾夺主。每一句话绝对有所指向，里面包含了人生智慧，针砭时事、人情切情人理，内在的精神是严肃的、认真的、充满了对于小人物的挚爱与同情心的。所以，他的语言很少让人产生如王朔那样华而不实的浮滑印象。
这样的语言在王朔看来已经“死”掉了，但是，它们借助于老舍等作家的作品而得流传，虽“死”犹“生”。
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也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能够引人上进、驱人奋发的。
看来，北京话像书面语一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云跌荡后，从雍容华贵、精致典雅，流变到王朔那里，也就成了内部空洞、痞味十足。
这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是我们时代的副产品之一。
因而，口味迥异的王朔欣赏不动老舍、金庸的语言也就在我们意料之中。
四、王朔与王小波的分别
王朔与王小波本不可比，他们走的是两个极端：前者轻视理性，张扬“无知”、愚昧，与“资产阶级”“腐朽”趣味采取决绝不容的态度，实际上也就全盘否定了西方文明；后者推崇理性，把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容不得任何疑义，“理性”又代表着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中向无这类东西，推崇理性、向理性拜倒，也就是彻底认同西方文明，骨子里完全否决东方文明。
这一分别是与二人的学养分不开的。
王小波接受的是最正规的科班训练，“文革”中也曾中断学业，但总算后来努力，把尖端科技技能、知识补过来了。
然而，先天不足所限，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我看也是一知半解的，“文革”中各类人物丑态百出，把我们文明里最阴暗的东西，都抖了出来，并将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影响了一代知识人对于传统的情绪，厌恶了这个传统，有意排斥这个传统，把这个传统的缺陷在头脑中无比放大，因此拒绝学习、了解、掌握；加之在西方的生活阅历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知道了，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无知、愚昧，恰恰是不无知、不愚昧。
如何不无知、不愚昧呢？他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极力主张全盘西化，学习人家的科学理性、科学精神，以此改变我们无知、愚昧的状态。
这样，他就把人按智力高下分成不同的等级，王小波比他的傻大姐“高等”——智力高等的优于智力低等的；非仅如此，不同的文明之间，也产生了差别——西方人全好，东方人全癞，东方的过去虽然伟大，但已过时。
因此，在他那里，多元的文化，变作了一元的世界，依照不同进程发展的、不可比拟的文明之间，也仿佛真像有了胖瘦。胖子是我们所要的，瘦子是我们所弃的。
可见王小波的“迷信”科学、“迷信”理性和他的惟科学、惟理性精神一脉相承。这传统诚然为我所缺，但自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怀疑一切，只除了自身，万一发展到极端，就是“惟理非人”的法西斯主义、罗伯斯比尔主义——为了某种理性、精神，为了某个名词、术语，我们可以被教唆起来，堂而皇之地举起杀人的屠刀。
开初到达美洲大陆的文明人智商极佳，希特勒的智商一定不低，日本人的智商也不是不高，蛮夷不化的印第安人、智力低等的犹太人、老而弥昏的中国人，就应该接受那些智商很高、“文明”之邦的人们的“改造”，“优化”血统与种族。
完全拒斥所有的传统道德和伦理，轻视人性组合中与“理性”悖离的那部分必要性因素，看不到理性带给全人类的也有负面性影响，尤其是看不到由它的物化品——“科技”力量“改造”世界后所带来的自然、精神双重生态上的严重失衡，那也是一种麻木和愚蠢！
即便如此，即便王小波的论辩方式难免偏颇、许多方面有待商榷，可他的“方向”是没错的，企图消解无知和愚昧的，由于这一点，我不能不在尊敬他的基础上批评他。
王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他压根儿就没有鲜明的立场，他的一“穷”二“白”注定了他的混乱、他的不学无术。
当然，说王朔没有“立场”也许他并不信服，他是有的，他的有关“知识分子”的“立场”就是全盘否定，进而，他否定我们的高等教育，否定的理由依旧来自于自己的经验和以偏概全、甚至连“偏”也谈不上的想当然！最终维护的是无知、不读书，背下里则是对以书为生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嘲讽、戏弄。
假如这里面能够扯出个什么“蛋”来，那么我觉得那就应该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身份，并非平白无辜地来，更没有平白无辜地走，它深深地扎根在王朔那样子的“草莽”“游民”的意识和心灵里，影响了、并将『进一步影响我们这个本无什么尊敬知识分子传统、视知识分子为“工具”“奴才”、依据“工具”“奴才”的标准来培养知识分子、玷污了“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的国度！
他是这样说的：“我以为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其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写的文章，无论他们把话说得多绕嘴多不通顺，一句话是很明了的，那就是卫道。”
人文学科如此，那些以“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然、社会科学更如此。
王朔说，“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读书多了，“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难抽身”。“概念这东西有它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言说真理的强烈**。”“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的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
两个概念化的人是没法儿争论的，争论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他们何以会如此隔膜呢？
原来他们并非真有什么概念之争，而是借助它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概念就有了第四个特性：“从概念出发划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的，最终到达下流。”
概念既然这样可恶，王朔乃说：我没能抵御知识化即概念的诱惑，在知识（概念）面前失去了自我，像别的人那样“净身当了个太监”。“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它那样拗口蹩脚、杂乱晦涩，全是受“概念”影响太深，“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
对于这样的“堕落”，王朔进而又说“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
王朔上面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方面？如果没有，如何错了？
先声明一点，他错得离题、出格。
这样不客气地对他的话下结论，并非因为我拥有什么既得利益，他得罪我了，才如此和王朔过不去，只是为了澄清是非。
再透个底，我是那种最符合王朔所说的被正统教育训练出来的“知识的奴隶”，写文章的目的是“卫道”，不过，我所卫的“道”不同于王朔所指的。
在王朔那里，“道”可能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明知是假话，仍要把假话当真的来说，说得头头是道、口沫直喷。我所卫护的道不是这个，而指“教育”
“概念”“知识”，认为它们全是好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么错不在它们，而在于人。
某些人让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知识或概念，那些所谓的“教育”“知识”“概念”和我们想要的、该要的之间产生了差异，甚至自身就是反真知的假知识、假概念、假教育。
但是“教育”“知识”“概念”的虚假，本身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教育”“知识”“概念”的证据。我们不能因为吃了有毒的饭菜，就拒绝吃饭吃菜，那样一定会饿死。
王朔分不清这些，对“概念”本身缺乏细致分析和进行规范的能力，自以为自己懂了些“概念”，“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他底子太薄，根本就不能思考什么真的“问题”，更不要说能把它向深了去想，化进生命、精神的核心中，一当思考不下去时，就只好拿“概念”堆砌，因而“一旦步人其上，就再也难抽身”了。
这样的人很可怜，假如他底子厚实一点就不会出现这一类尴尬！但他意识不到这种可怜与尴尬。反把自己的无能，当成是对方的不能，从根本上否决对方，以便把自己“解放”出来，成为什么都进不到大脑里去的“白痴”！
进一步来说，一切词语都叫“概念”呐，拒绝“概念”岂不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一切方言、流行语中也尽是“概念”，王朔何时真正脱开过“概念”、一日离开过“概念”？人类又何时、何地离得开“概念”？
人的思想、意念倘不是从这概念到那概念，在不同的概念间自由滑翔，又怎能思想？难道思想、意念可以物化，离开我们的大脑，不再借助“概念”，别具了生命，鬼魂一样地存在、游荡吗？
批评了王朔以后，我还得理解王朔可怜王朔，觉得他不理解我没关系，我不能装聋作哑，有条件、有能力也不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就我看，他的任何话从某种角度讲也不能完全说不对。
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在一定范围内是那么回事，超过了这范围，就说不通，只能用相对论解释了。王朔是“二牛顿”，只不过他那些话的适用范围只有指甲尖尖那般大，思维的锋芒所向，直逼他的那些个“敌人”——真的、假的、虚的、实的，半真半假、半虚半实，也真也假、也虚也实，以真乱假、以假乱真……这一切在他那里，都给混为一谈。
有了这些不分析，他讲话中十句里有那么一句半句倒是真能切中弊端与要害，不过要把它们孤立了来理解。
从整体说，正确的却夹在错误之中，被错误“淹没”，我们就找不到多少正确的东西了。
而且一篇文章里十句中只有一句是真的，我不能不以为王朔在这方面是失败的、无能的，那些真“敌人”
逃遁的功夫也就是得了韦小宝“神行百变”之衣钵真传，王朔那本领的人是逮他不住的。
“教育”“知识”“概念”在我们这个国家实现起来往往与通行的“现代化”精神相违，这样的“教育”“知识”“概念”受到王朔的抨击我大抵能够理解与支持。王朔的缺陷不在这里，他所缺的仍是在“概念”上分不清，而“概念”用他的话讲无一不“可以多解”，多解的“概念”要想让人一目了然、不生歧异，就必须定义清楚；关键的“概念”更需要使用之前就解释明白，告诉大家你在这儿用它具体的内涵是什么，适用的范围有多大，与它相近的概念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和联系，实现起来需要什么条件，不同的条件下它可能用对了，也可能被“强奸”了、狐假虎威了、张冠李戴了、指鹿为马了、虎头蛇尾了、助纣为虐了等等。
如果你不将概念事先说明白，那些“概念”的确真可能像王朔说的“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言说真理的强烈**”，引起许多的争议。争论的人们，“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最终到达下流”。
然而这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概念”有问题，人有问题，消除了产生歧义之可能的那个“原因”，“结果”当然、也才能自然而然地避免出现。
是其王朔没有能力看清这一点，他想去除的是“结果”是“概念”，眼睛长得挺大的。
王朔的臭知识分子，不仅于这些，仅只是这些，还不失可爱的一面，他不，他希望一个也不宽恕：他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的，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我年轻的时候……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
“为工农兵服务”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艺术正大肆做的……中国是个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
王朔觉得不能再这么走下去．要都这样，“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从历史看，杀知识分子的都是些有知识的分子，但是把有知识的分子说成是“知识分子”，把当权者的杀人，说成是“知识分子”的杀人，我还是在王朔这里头一次见，其它地方是没有的。
这是王朔的创见——他常常有类似的“创见”。
可能他的确以为我们的书太多了，要是能够把它们全烧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把别人所说的“概念”理解以后再站出来说话了；果能这样，他的不必理解就能养成他的“无知”，然后以“无知”之心揣度旁人，以“无畏”之心道说旁人，“掩耳盗铃”盗起来就无人听见了！
但是，假设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王朔就把他自己“将”在一边了。
为了说得清楚一些，我来“将”王朔之前首先要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含义说明一下。
在我们看来，“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民间性身份，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话，与官的身份根本不搭界，他们只服从事实真相、良知良心和少数不证自明的公理。
做到这一些需要条件，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了，也不是你有一点知识就大小算一个的。
条件有二，一外一内。
外部条件是：独立的经济地位和职业选择与迁居自由；全社会的就业岗位向每一位纳税人公开，没有过于他人的特权现象，一切公民依据同一个契约公平竞争，竞争上岗——这些保证了人的独立性。
这样的条件是苛刻的，王朔会说它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我谈它先是从“应该有”
的层面上说的。谈过了应该，我们才能知道它与我们差着多远。
另一方面，条件再苛刻它也有相当大的漏子，人的能动性很大，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太受外界条件的约束，这来自自身的觉悟和责任意识。所以，条件是死的，人是活生生的，严格地说外界因素并不是顶顶紧要的，有了更好，如果没有，那也不必太在乎。
主要是内部条件：这个人需要接受“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先进”、但决非虚假之“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训练、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独力思考规范是否合理和公正的能力。
具备这类条件的人，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
如果社会亦从制度上保证“知识分子”公开辩论的自由，保障人们能以反对派的身份站出来讲话的权力，“甚至要有胡说八道的自由，以便尚未被承认的、好的见解有机会被听到”，如此等等，正常批评的声音才能顺利地出来，起到防范于未然或亡羊补牢之类的作用。
所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先是限于“纸面”意义上，而后限于舆论监督而不是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后者由“执行规范”，即掌握权力的人物来做，他们不在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之列。
可见，知识分子的“铁肩担道义”，所担的对象不是社会强势群体、尤其不是国家的当权者，而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弱小者。
而王朔所说的“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等等是确然存在的，只不过它们也都是“结果”，由于它是一个“结果”，因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决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我所定义的那些与权力八辈子打不着的、“在野”不“在朝”的、与“伪善”完全对立的“知识分子”。
既然这样，那么伪善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原因是不是单一的呢？
我认为原因并不单一，但主要原因则来自不受制衡与规约的权力。
谁都知道，权力者都是在朝者，被“流氓、武夫和外国人”所利用的有知识的人也都是在朝者，所以，这些人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至多只算得权贵们的帮忙和帮闲。
王朔所说的“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裁决”这是正确的，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非“权大无边”，他们有可能是“神甫”，但决不可能是“官员”，不可能“身兼二职”。
中国的神话的确不少，可知识分子受迫害一直以来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王朔本不陌生。追究原因，我倒是得出了和王朔恰好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制度的严苛”是第一位，而不是王朔所说的“第二位”。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了这样的极权**，才需要养一批“帮忙和帮闲”，帮忙和帮闲们也才能为主子竖一些“神物”，让我们觉得“郁闷”。再而才有了层层的“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即伪善。
王朔除了这方面的混乱以外，其可笑之处还在于，他把自己正做的大众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所做的精英文化事业对立起来，只认大众文化才的确“为工农兵服务”了。
然后，又把自己欣赏不了的精英文化说成是“审美趣味”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
他不仅排斥精英文化，甚而认为这么走下去“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就有点不像王朔这个人所说的话了，倒像他所恶心的“卫道”者，喜欢动不动拿别人上纲上线！
所以，王朔不是王小波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有条件有能力超越实际的厉害关系，依据人类、宇宙的公理和良知良能在心灵内部设计一个理想社会，以这为基准，使自身成为社会的良心与公正的化身，越过一时一地的利益关系，认识社会、批评社会，为全社会提供哪怕是极其微末的进步之道。他没有能力胜任这些，却不甘做个默默无闻的人，话又特别多，这就笑话百出，懵懵懂懂地维护愚昧、宣化无知，捍卫了流氓们的逻辑与思想！
这是无意的，也是无畏的。因于无知的无意，因于无知的无畏。
五、王朔与《我看鲁迅》王朔够不着鲁迅，但他写了篇《我看鲁迅》，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2期上。《无知者无畏》里没把它收进来，给编辑毙了。我拜读后，发现他对于鲁迅、对于作家、对于长篇小说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说这句话倒不是批他太狠，过意不去，想和他套套近乎，这没必要，我相信只要我说在道理上，他不会没有这个承受批评的能力。即就是说大方向的不同，不排除在许多细节上成为同志。
而我把他和鲁迅进行比较，是觉得他们有一些可比性，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一个是最“没有”思想的，一个是很有思想、甚至被认作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最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人想在很有思想的人那里找思想，这是一个滑稽，如果不是死去的鲁迅开玩笑，那一定就是王朔想搞笑。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我说王朔“没有”思想，是有个引号的，这是就他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而言的，事实上只要是个人，他就不能没有思想。思想有深浅，有对错，有原创和转述，有成体系与零星等方面的区别。
王朔的够不着鲁迅，指的正是思想上的够不着。
他对于鲁迅的思想，就我看，恐怕还停留在口号层面上，引了几个被人经常拿来利用的口号，就认为这就代表了鲁迅的思想。
他说“我以为我了解他的思想，实际上我没有读过任何他的思想著作”。
鲁迅没有写什么思想方面的专著，他的思想包含在文学作品、评论，主要是杂文中。王朔没读过鲁迅的思想著作，却又说已经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不知道他怎么读的，这就如同说读金庸读的是他的七卷本《天龙八部》、而《天龙八部》从未见七卷本的一样叫人不知所云。
在他的感觉中，鲁迅并非就有什么思想，也并非有什么骨头，即使有，也不是最有。
真这样吗？
原来王朔在这儿又耍了一次赖皮——鲁迅的思想可能不最有，骨头可能不最硬，但是比较人物的时候需要同类相比，你不能拿骡子和狗熊比拉力，也不能拿农民和官员比吃喝，像王朔那样把鲁迅和王小二相比较，把一个思想型的文人和对敌作战的战士相比较，这就不叫懂逻辑。
那么多的人已经谈过鲁迅思想的深刻、深刻在什么地方，而他们谈起鲁迅的时候也并不都像王朔以阴暗之心揣度的，只是在朝圣。
想一想也是，一个人像王朔那样一时辜名钓誉可以，难的是长久！鲁迅的声名单靠几个“朝圣”者就能“朝”出来，一直至今，谁敢相信？他就没有过人之处？所以，王朔虽说他读了鲁迅的大多数作品，但我从他对于鲁迅的判断上对此产生了怀疑。
这一点我不想深究，我看重的是，王朔从来就想把什么话都说得满满的以打击一片，他说：
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想象这样一个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内心一定是“漆黑一团”，这个逻辑似乎是说，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坦白说，直到昨天，写到这里，我还是晕菜，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王朔可能也看书，但他把报纸、影视充作了书，或者看一些最低级、最低能的人所写的书——配他所看的，大概也只是这样的“书”。因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我不能说他们个个都好，人人纯洁，也许大多数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带着强烈的功利与目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全部差劲，至多只在埋头“猜测”鲁迅可能会有些什么深刻的思想——进一步说了，那些能够猜出了什么“深刻思想”来的人，如果这些思想的所属权真不在鲁迅那里，那么，通过一个虚设的鲁迅这些“猜测”者也挺了不起啊，毕竟思想的“深刻”单靠猜就猜得出来的天才不能说全人类没有，起码也相当稀罕了！就凭这，鲁迅也应该不被我们“忘记”，他依然有用，以后的“猜测”者看他作品的时候，说不定又能猜出什么新东西呢！
“费尔巴赫猜想”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意义，不就在此吗？“统一场”设想的意义不也是这一个吗？霍金所假设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说白了也是这个。自然学科如此，一切文史哲等学科，表面上看着无用，实际上像冯友兰时时挂在嘴边念叨的，它们是“无用之大用”。
注重实际的王朔，对这些是想都想不到的！
当然，王朔写《我看鲁迅》时心里很虚，不得不用了大量他那些朋友们的话来虚张声势，结果吓住许多人，以为真有那么多王朔的同志持着同样的看法，他们一唱一和地评说鲁迅，把王朔本人对于鲁迅的具体态度一多半倒“遮住”了。既然这样，王朔何必用什么“我看鲁迅”做题目呢？干脆叫着《王朔及其朋友酒桌上侃鲁迅》得了，看到这题目我们可以笑着读，不和王朔认真，只当放气——肚子里气太多，需要排放。
我就注意到和王朔唱双簧的另一位有这么个说法：鲁迅的思想没什么新鲜，“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往了好一阵，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据鲁迅最新研究成果讲，鲁迅是主张‘人权’的，是‘自由知识分子’，因为毕竟写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鲁研家们还没找出办法将他归到英国式消极自由那一筐里”。
难怪王朔听过后更糊涂了，更以为鲁迅算不上有什么思想了——从这些句子里，我倒是发现了王朔之对鲁迅的那些“坏印象”，多是从这些以“不知”为“知”、以“一知半解”为“全知全解”的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的耳朵本就厉害，单凭了听，加上胆大，他就敢对一切下结论了。
说到鲁迅精神时，他认为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为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林语堂曾形容过鲁迅：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活形也”。
这样一个“不会有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写小说的那个鲁迅”。
榜样在先，作家们全不写了，全学鲁迅做战士去了，为的是能够像鲁迅那样留下清名，也为了“一举成名”，“于是，忿于世人不肯受他超度的传道士来了，才尽落魄的三流文人来了，大事小事一直不顺的倒霉蛋、心理变态的自大狂和一班普普通通的愤世嫉俗者都来了。什么样的病人一集合，毛病都不叫毛病，改叫众人皆醉我独醒”。
此处的王朔歪打正着了一些社会弊症，然而他的打着是以把鲁迅完全献出去为代价的。
鲁迅不是不可以批评，但王朔对他的批评是在不了解、不能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他对于鲁迅的所有说法，都不是建立在阅读鲁迅作品的基础上、依靠严格分析其作品得出的，有的只是旁人的说法——旁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架空鲁迅、利用鲁迅、肢解鲁迅、歪曲鲁迅或对鲁迅进行写意的话，他全以为真，依仗这些来谈论他自己对于鲁迅的感觉，这能有多少可信度呢？
这样，深邃博大的鲁迅先经过不同功利目的的人一重处理，简单化了，以讹传讹，被王朔们再一重处理，愈见狭隘，全部的思想、精神由若干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概括，这的确是“概念”之祸，但“概念”本身是被动的，真正替它做主的是人，祸首在我们这些把别人“简单”化了的人。
王朔自己又缺乏鲁迅那样的大家胸襟。比如，有人不过把王朔那篇招眼的“看上去很美”按照他一贯耍弄小聪明的方式反过来取了个名字，叫着“看上去很丑”，再做个广告，封面打上“北大博士挑战王朔”，利用他的脸皮厚占他的光好卖，他就不答应了，说自己这一回得以老前辈的口气对那丫说教了：
有志气，允许；想当作家，可以；走正道。读书尽可以使人无耻，但自己要给自己设一个底线，丢人的事也有瘾，干过一次就想着下次。
在这里，这位已经混出来的“老前辈”早就忘了他当初是怎样杀出重围的了。这样的襟怀，有点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官们——人家还不过将广告做在封皮上，搞的是“阳谋”，又没有伤害你王朔什么，顶多借了一下大名．促销促销，仅此而已；王朔可就比这个“恶劣”多了，他多数文章的题目、许多作品的内容，都瞄准了只有商人才备加关注的利益，做广告使的是“阴谋”。后来他混出来了，再此后难道突然间学得正经了，走了正道吗？他就没有丢人？他为自己划定的“底线”又在何处？自己做不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去做，而且以“老前辈”的口气要求，真是“老”不思悔、越“老”越糊涂啊！
这方面，鲁迅和王朔一定不同，他不会为自己打标语、贴广告。但这样的鲁迅大概碍事，王朔瞧着不快，于是说：鲁迅现在已经开始妨碍我们的“自由呼吸”了，我们精神的不得“进步”和“自由”，是由于有一个鲁迅沉甸甸地压在身上了，所以得把他“忘掉”，只有将他忘掉，我们才能“进步”，我们的精神才能“自由”。
听了这样的栽赃，鲁迅死若有灵，大概也会蒙掉，认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不是吗？一个一辈子把自己献给“进步”“自由”事业的人，一个最反对精神**与奴役的人，最后居然被当作了“**”“奴役”他人的人，真要是这样，鲁迅不需旁人干他，先已站出来反对自己，自行消失不见了，到那时，王朔攥紧了拳头，憋足了气，猛的冲上前，使尽吃奶的气力，一拳打将过去，前面空空如也，他收都收不住，直扑下去，跌进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我的意思是，认为鲁迅是制约我们精神自由的怪物，把别人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误读胡说，听过来当了鲁迅本人的缺陷，从而想丢弃这个“神”，这可能是王朔们的心愿，真正读懂了鲁迅、又不惟鲁迅、不迷信鲁迅、不当鲁迅为“神”的人，谁会相信道听途说的鬼话呢？
鲁迅有缺陷，但缺陷决不是王朔所说的那种。我们是在肯定他、纪念他、敬重他，和他平等的基础上批评他的。他的成就也不是王朔之流的几句话就能够抹杀得了的。
有人要问，你说鲁迅有缺陷，这个缺陷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鲁迅缺乏系统的、可以落实到地面来的、可操作的宪政法治理念，缺乏权力制衡意识，由于这些，他的“立人”主张是玄虚、悬空的，落实不了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反过来也证明，做为一个人，我们并不是都没有“立”好，而是由于我们缺少一块“立身之地”，所有的空间全是“国有”的，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最缺少了民间化的私有空间——一起码有一些年代，这种状况相当突出。有了这样的限制，即使像老舍那样的人，也只能有自杀的“自由”，其余是不可能、不允许的。
在这方面（我仅在这方面比较），胡适比鲁迅优秀，他弥补了鲁迅的“不足”。
而鲁迅的易被架空、利用，原因也就在这里，即就是他那些光辉的思想降不下，缺少降下来的土壤或空间，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护，发挥积极性的作用等等。
当然，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鲁迅，要求他必须面面俱到，把后人碰见的一切全部思考一遍，让后来者无所事事。鲁迅没有这样的本领，也不需要。鲁迅思想不及的地方，其他人会去做，而且可以比他做得更好，我们不能“惟鲁迅”，独尊鲁迅，向着他匍匐、下跪——这也是我们的事，不是鲁迅的事，他再被歪曲、利用，也不能、不该清算他本人，应该得到清算的，是利用他、并将他歪曲了的人，如**等。
王朔的点评鲁迅就没有把握好其间的底线与界限，他对待鲁迅的态度是混乱的，因而他写作时运用的逻辑同样是混乱的，有时候失之于流氓化的。
如此，我要套用王朔在《我看鲁迅》里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全文：中国这块“灰色地带”上的流氓习气、流氓逻辑、流氓意识太悠久、深入人心，有意无意间就冒出来了，所以，这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大家都对它警惕起来，随时随地都能避免它出现在自己身上，觉悟到它那些极大的破坏作用，坚决抵制、防范它的侵袭了，王朔之流就不值一批，而我们也就真正有所“进步”、真正被“解放”出来了！
2000年5月1－8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