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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与发展速度的经济学探讨。
一、发展成本的内涵及学术和实践价值。
（一）发展成本的内涵及在经济学中的意义。
“发展成本”是国家政协委员、中科院教授牛文源与美国学者哈瑞斯在1968年发表于国际刊物上的文，章中联合提出的。首倡者牛文源教授解释说，“通常所谓的‘区域发展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支持经济起飞并实现区域战略发展目标必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花费的成本。基础设施也称基础结构或社会间接资本，专指使用公共财富为直接生产部门和公共生活部门提供公用、共用设施，共用公用条件、公共服务体系的设施与机构。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公共财富使用分配的几种表达方式之一，也是社会公共财富实施更高积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2004年《生产力研究》第四期关于“区域发展成本的理论及核算方法”中提出：“区域发展成本或称区域开发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支持它的经济起飞并实现区域战略发展目标，必须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所花费的成本。”但我认为，把发展成本只界定为基础设施建设所花费的成本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原因有三：
其一，经济在发展，社会也在发展，经济发展需要支付基础设施成本，社会发展也需要支付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社会管理等成本。
其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发展成本自然是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中，自然人和法人所支付的全部成本。
其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和剩余价值到利润率的转化这个中心问题时，确立了资本主义“成本价格”范畴。马克思指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都由w—c+v+m公式来表示。如果我们在这个产品价值中除去剩余价值m，在商品中留下的，便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费去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仅只补偿所费生产资料的价格和所用劳动力的价格，他所弥补偿的，不过是商品所费于资本家自己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从马克思的论述可知，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不变资本按年度折旧计入当年成本。二是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可变资本，可变资本全部进入成本。
由此理论亦可推断出：无论是微观经济发展成本还是宏观经济发展成本，都是由大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发展成本亦然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不变资本形成发展的“硬成本”，可变资本形成发展的“软成本”。
为了进一步研究发展成本，本文对发展成本进行分类。我们知道，个体资本是剩余价值带来的，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本自然是社会剩余价值带来的，社会财富自然包括全社会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资金。资本的多少决定投资的大小，对不变资本的社会投资形成社会“硬成本”，对可变资本的社会投资形成“软成本”。硬成本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对全社会的固定资产硬件投资，如企业厂房、街道学校、基础设施、机关办公楼、堂、馆、所、居民住宅等。软成本包括对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安全、教育、秩序、礼仪、文化、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软件投资，如抚养、教育、管理、安置、服务、生产提供的投资以及按照人的需求选择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等方面的社会投资。
有了成本的分类，就可以按照年度对全社会的投资增量成本与以往投资折旧率、全社会支付的劳动报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间消耗推算出各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本，就可以比较分析和出台新的社会发展政策与宏观经济调节政策。
利润转化为投资对财富的积累具有决定性作用，区域财富的积累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不变资本的有效投入和可变资本所创造剩余价值的速度和质量。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投入等量的不变资本，因可变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的不同，造成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不同，这就决定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
由此可见：“要加快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必须在尽量节省对不变资本投人的情况下，花大气力降低可变资本的投入，提高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的生产潜力”，在有限的生产资金要素中花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发展受益。人的生产潜力主要包括人对技术的掌握程度、人才的开发培养、人文环境（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人的投资环境（自然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要符合人性发展的规律、提倡人本主义、树立人本思想，大大改善和释放人的生产能力。正如邓小平所讲：“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口，大量创造剩余价值财富与积累，创建节约型社会、降低支付成本和中间消耗、控制人口增长、降低过量人口对社会财富的消耗，尽量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用科学的成本观与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般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投资（固定资产设施投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投资水平各有侧重，但经济起步、国民财富、资源人口差不多的国家和地区全社会的不变资本投资差距不大，按照农业化——市工业化——工业化——技术尖端化的产业链条轨迹发展。可见不变资本的投资大小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作用外，对降低发展成本方面的可塑性不是很大。而可变资本的可变弹性巨大，驾驭可变资本的弹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对降低发展成本具有现实的可操作价值。
年度发展成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间消耗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
（二）研究发展成本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
1．区域发展成本可用来剖析各经济发展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单位产出需要做出的牺牲和应支付的代价，分析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与发展成本，结合人均GDP科学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人均收入、健康水平、就业状况、识字率等与区域发展成本的关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2．通过对发展成本的分析进行比较研究，辨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支付成本的大小、经济社会结构有无存在问题、宏观经济社会区划、计划、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制定是否可行？成本是否太高？可以成为建设项目投资预算、风险概率、回收周期、养护成本等的依据。
3．区域发展成本可作为各区域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确立优势产业的参考依据。
各经济区域可立足于本地的实际情况，更具区域发展成本，调整产业结构，选择有本地产业特色，避免盲从，充分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回避高成本低产出的产业选择，并结合各地历史、人文、地理、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确立优势产业。
4．发展成本可考察经济社会的市场竞争能力。一个经济区域的市场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取决于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成本、劳动生产率、政府服务职能及政策、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地理情况、人文社会情况等。其中经济发展成本是一个关键的影响指标，如果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成本比较高，其市场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就会减弱，就会降低其投资回报率，投资者自然会减少，反之则投资者就多，发展就更快。
5．发展成本是一个极具经济学学术价值的议题。发展成本把企业成本竞争的理念从单个经济领域引向整个社会竞争领域，把经济管理理念引申到社会管理之中，是理论的一次飞跃，经济管理理论一般得适应社会发展管理及竞争要求。其理由有四：第一，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生产生活关系；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竞争规律、成本规律、经济机制与上层建筑中的管理制度和竞争机制源出一辙，适应对社会的管理竞争要求；第三，经济竞争和成本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与公平发展竞争的必然要求；第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是微观经济行为，降低发展成本、增加社会积累、提高社会发展速度是宏观经济行为。由此可见，经济管理成本的理念适合社会管理成本的要求，把经济主体的成本概念引入整个社会领域，把经济管理的理念引申到社会管理之中，是一个理性升华和理论上的飞跃，应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口。
（三）经济增长与发展、发展成本的关系及影响。
经济增长通常指一一国（区域）在一定时期商品量和劳务量的增长，即产出量的增长，通常以GDP、GNP、人均收入等为指标。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广泛得多，包括产出量的增大、人均收入的提高等生活指标，还有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习俗变革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结构变化的过程。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化所引起，产业投入结构的变化带来新的经济部门、新的行业的产生，如企业变革、管理部门变革、劳动力结构变化、教育结构随之而产生变化等。一个国家的变化最优先表现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的合力推动了发展。．可见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无增长就无发展，包含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多结构、多样化产出量的增长，多结构、多样化产出量的增长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发展包含了社会发展的层面，实际上是指社会和各种福利的增进。经济发展的快慢取决于发展成本这个核心竞争力，一般情况下，经济成本越低、经济增长越快、财富积累越多、发展速度就越快；但在宏观经济运行的特殊情况下，投入一定量的经济成本，经济增量上升，而未必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有成本核算，社会发展也应有成本管理。把经济发展的成本管理引向社会发展成本管理自然是一脉相承、理所当然的，增长是前提，发展是目的，成本是核心。
二、国家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过高的因素分析及影响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研究组于2002年公布了我国最新发展成本结果：“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以办到的事，在中国就需花费1. 25美元。”实际上中国比美国、日本、西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及地区发展成本的差距要大得多。一切发展进步的竞争都是围绕成本的竞争而开展，长期以来，人们对各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研究得比较多，对国家间、区域间经济竞争力1也研究得比较多，但对社会发展成本研究关注得比较少，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成本问题非常重要，是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成本和重视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发展速度的快慢，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管理、人口、经济秩序、教育就业、文化服务等问题都大量地涉及政府对劳务的开支费用和中间环节的投入，关系到社会发展成本的高低。另则从执政党的执政成本（执政能力、体制策略、职能定位机构及公务员配置、服务等）来看，也需要大量的支出，这些社会管理服务的投入与产出、时间与效率直接关系到发展速度。如果执政党和政府从社会发展成本的角度提前控制人口增长精简政府冗员、提高办事效率，通过竞争选拔确有能力的人干事，降低中间支出，则可大量降低对社会管理、教育就业、人口消耗等的社会支出，大大降低社会发展成本，形成高效率、低消耗、配置合理、管理有效、机制健全的执政党和政府。
我国过去因不重视发展成本对发展速度的影响及其表现。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接受前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经济建设方式、执政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政治色彩浓厚，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左”倾空想**思想指导下，在经济建设上一哄而上，用政治的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过分强调共产、公有、共同富裕，大力推行“一大”发展成本“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全民炼钢铁运动”促生产，大小计划导致国家资源配置的大量浪费，经济发展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物质消费资料极度匮乏，大部分农村人口在饥饿、半饥饿的状态下生存，使全体中国人饱受了短缺经济给他们带来的苦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不知其数的中华文明古迹和精神财富，葬送了大批创造财富的专家学者的创造力，损失了大批干部精英和国家栋梁，经济危机加重、社会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为这种违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做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把经济建设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小康，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战略；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远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多党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依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等，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我们从“计划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过渡，走了4个阶段。但是，人们惯用了发展的政府决策与指标推动行为，人们对市场经济研究和自如运用不到位，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用政府行为弥补市场缺陷行为不断加深，而用市场行为弥补政府缺陷的行为甚少，必须加大市场手段力度。用成本管理解决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足方面缺乏明确要求，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不时使用干预经济的多种措施，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发展，而是干预过多，随意性很大，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增加了发展成本的支出。
到2003年底全国有6015个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3.54万平方公里，而共和国建国54年来全国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仅为3. 25万平方公里a国家每年进口粮食在500亿公斤以上，据粮食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将有2亿吨的粮食缺口，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即使有了足额的外汇，也不可能完全由国际市场来解决。
这增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中间费用的开支，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不突出，出现发展成本与效益的巨大反差。
有的区域以工业兴县和扩大就业为理由，大搞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上马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工业项目，甚至把国外及东部地区淘汰了的工业机械设备以高价甩给西部，上当受骗、造成污染等，为今后治理环境遗留了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社会平均利润在农产品价格上出现不平衡，加上运输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农产品生产成本逐年增高，而销售价格增幅不明显，农民主要收入和种粮的积极性受到重挫，总体上农民收入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对解决农民的温饱、逐步实现小康增加了难度，增加了国家对“三农”经济的发展支付成本。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一是承包制时期，承包主体不顾设备维修和长期发展而拼设备，捞够之后一走了之，真是“富了方丈、贫了庙”。二是股份制时期，他们压低国有资产价值，占有原始股份并向亲友分散，侵吞国有资产。三是中一小企业兼并，改制、改组、变卖、破产过程中，从上到下的一些政府、地区、部门不顾全局利益，以企业改制为由，不顾原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债权债务关系、担保抵押关系，不顾损害经济关系、经济秩序，将县及县以上国有不良企业不进入企业破产程序而进行随意处置，除了适当安排了下岗职工之外，全部卖给私人经营，把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包袱甩给中央政府，实际上出现了收益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而风险国家化的问题，增加了国家的发展成本。另外还有因，种种利益关系、集团关系、种族关系导致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致原有国有资产的价值变相低价处置。有的官商勾结，私自订立股权合营关系，在暗中分红，使原有国有企业、服务性设施低价出让给私人，造成国有资产硬成本大量流失。
在交通、能源、原材料建设项目、国家投资项目招标等方面监督机制扭曲，不时出现滥用职权，谋私、吃回扣，使工程质量、项目要求无法保证，无法达到其设计标准，出现“豆腐渣”工程，使建设项目的使用期限缩短，无形中增加了再次投资的建设成本。在政府行为方面，例如某地区政府在“充分论证调查”的情况下，在两地邻县交汇处花费大量资金建设了一个农产品交易市场，大张旗鼓地发动两县的周边群众到那里去实现商品交换，而群众没有到那里去做生意的意识，都喜欢在本村、本县做生意，开张不到一个月该市场就自动关停了，浪费了大量的建筑设施和大片土地。又如，在某县政府大力倡导下，在城区一个空地修建了商贸市场，动员全社会自然人出资修建商铺，统一规划、产权归己，政府出资修缮豪华门厅，内设工商所、治安队、税务所等机构，结果不到一年，商贸市场购物人员稀疏无几，大部分经营商弃铺而去，使公、私投资闲置，给该县资金资源本来就不足的状况雪上加霜，造成了新的资金浪费。还有养殖业基地建设、科技示范区、旅游开发区等等，大部分是政府主导开发建设的项目。故各级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转换职能，节约发展成本则显得更为重要。
软成本（弹性成本）方面的主要表现：
党和政府的执政成本目前尚未纳入发展成本之列。据朱兆中教授的《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初探》和中国MPA在线介绍：执政成本包括执政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
执政的经济成本通常指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级各类国家机构（立法、司法、行政、党务、军队国防、政协与社团组织等）的业务费和办公费的支出。从广义说；执政的经济成本还要考虑政府以出资人身份进行的投资、经营资产的盈亏情况；执政党推行改革的资源耗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
执政的过程需要耗费政治资源。首先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执政党自身的政治能量会逐渐减弱。例如一个执政党连续执政几十年后，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其次是执政党推出的公共产品——制度与政策等也很难避免不均衡现象。即制度与政策等不能完全符合或适应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在一个幅员广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度内更容易出现不均衡现象。如统一制定的制度、政策，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是制度落后，政策供不应求；而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一般是制度超前、政策供过于求。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制度也会产生半衰期现象。比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经济政策在宏观调控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执政党也可能出现决策失误、政策措施不当甚至出现**现象等，使得执政党支付更多的治理成本，耗费政治资源（威望、影响力、凝聚力等），形成执政的政治成本。
执政还要支付意识形态成本。因为执政党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思想舆论支持，执：政党不仅要为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还要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地付出物质和精神代价。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思想理论的创新，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令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家心血的崇高的科学性的工作。”执政党的经历、时间、机会的耗费，主要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思想文化能力的消耗，是意识形态成本的主要构成。除以上成本外，执政成本还’涉及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环境成本、信息成本等等。目前我国软成本支付过多的具体表现主要是：
政府机构庞大，职责缺位、越位时有发生，造成效率低下、执政成本偏高。英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说：“公共预算额可能是‘最适当的，公共开支额的两倍。’”换句话说，公共开支只需公共预算的一半就适当，可见预算的庞大。据张绍立介绍，1999年与198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加了4.9倍；全国财政收入大约增加了3．8倍；行政管理费则增加了6.4倍，后者增幅明显大于经济增长幅度01999年全国财政行政管理费开支为1525亿元，事业单位的财政供给支出为2475亿元，两者共约为4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0%，有些省份占财政收入的65%以上，大部分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80%以上，有的县则长期接受国家财政倒补，特别是西部的一些民族地区县城，全年财政收入不到财政支出的10%，还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未进入统计，实际上确切地反映出了我国执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另则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缺乏竟争机制，公共机构掌管财政大权，这有可能过分地扩大机构、增加雇员（县级政府将初中文化的街道摆摊人员随意吸收为公务员的事屡见不鲜）、增加经费，从而造成资源浪费，西方学者称之为“X低效率”。目前，政府对政治、经济重大决策、社会活动、社会管理等方面讲求发展成本的人并不多。例如地方政府各种类型的招商活动、旅游宣传活动、组团跑项目活动、各种庆典、检查评比、各种接待处等，支付了大量的前期经费，加大了管理成本或执政成本，最终落实的项目资金只占签约意向资金的20%～30%0上级主管部门所给的项目资金，又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当地方政府拿不出配套资金时则出现拆东墙补西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工资基金等，在贫困县甚至出现大量拖欠教师工资，公、检。、法机关办公经费吃紧，国家机器不能转动，迫使当事人给公安机关出资办案，出现办案收费以及引发的各部门乱收费、乱摊派的五花八门的现象，出现行政寻租与**，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增大了．执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治理以上环境的执政成本。以上种种现象致使改革发展的成本越来越大，与市场经济对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差距越来越大，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执政成本、改革成本。
人浮于事。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财政供养的人数近4000万，占财政总支出的37%，庞大的党政机构容‘纳了大量的行政干部，如果?一个人月工资按1600元计发，40年支付76万元工资，不包括离退休费和国家教育投资，如果少进一个人，国家就可能在40年里结余100万元左右，如果一个县少进50个行政及事业干部，一年可节约125万元，足足可以修一一幢“希望小学”教学楼。而目前的状况是地县以下党政各部门、公、检、法司、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忙工作、办事情，靠得住的只有那么几个人，大多数人则是“一杯茶水几支烟，一张报纸翻下班”，“有了工作干一千，没有工作转一转”，乡数人在谈论涨工资、谋房子、要位子、麻摊子、下馆子、抱孙子，除了单位领导外几乎很少有人关心单位建设、事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许多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行政单位后，感到茫然、无所事事，久而久之则被岁月和上班族文化的“染缸”抹平其仅有的一点事业心；所学只要初中以上学历就可完成，既浪费了人才资源，也浪费了国家大量的教育投资成本。这种体制、机制、效率，只能导致人浮于事，事蔓与人，尊顺行政意志，按月领取俸禄，国事公事与己无关的状况。所以必须把成本管理与竞争机制引入行政及社会管理领域。
公共产品过剩的内在倾向。由于公共产品（政策、制度、部门 行为、会议、行文、宣传、礼仪等）不能形成直接利润，而且公共机构 人员不能直接占有，于是公共机构及其人员为了增加升迁机会和 扩大势力范围，就追求自身规模和影响的最大化，无论政府的工作 量是增加还是减少（甚至无事可做），政府机构和人员总是按一定 速度增长。这形成公共产品的“过剩”供应。这种过剩供应形成的 恶果是：一是各级公共机构及其人员的不合理扩张，既影响了政 务，又遏制了他人发展；二是公共产品的过剩供应总是以耗费巨大 的社会资源为代价，形成社会性浪费。
国家人口过多、出生率高，人均对资源、粮食、商品财富占有消 耗增加，加上教育成本，每年抵消了一定量的新增GDP，降低了新增财富积累率，‘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成本。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出：“人口数量过多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 所面临的人口负担问题，不仅表现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上，更表现在 人口质量上”，我国每10万人中的科学家、工程师人数仅为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韩国为 2193人，与以上国家相差5倍~10倍。预计“十一五”期间中国 将增加5600万人口，2005年1月7日中国13。亿人口的钟声敲 响，到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以上。一个人从出生 到年满18岁的吃、喝、拉、撒、育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财富的消耗，18岁以后能否为社会创造财富，还需要培养教育支出的多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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