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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想到你们已经闯下这么大祸。”
“你们本质不错，本性善良，没有主动惹别人，所以你们可能不服。可你们要切记，惹了你们，不一定非要打回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是拳头。你们的过为师也有一份，我的身体不好，就让岚儿替我受过吧。”
陈岚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全听进去了，他一点不抗议，只是默默地扒掉裤子，主动趴在凳上。
虞松远与父亲对视着，见父亲绝没有半点妥协的意思，他屈服了，眼里再次涌上了泪水。他主动扒掉裤子，趴到凳上。其他两人一看，知道全完了，也就老老实实地扒下裤子趴下。虞新民冷着脸，将擀面杖抡圆，在每人屁股上重重打了二十棍，四人就这么咬牙承受着，一声没吭。
除了教授，其他几个女人都抱着头，心疼得哭成一片。
这顿家法，显然比上一次更惨烈了些。打完后，四人已经无法行走，只能一步一步挪动。上大便时不敢蹲下，只能半蹲着。睡觉时，更不敢屁股着床，那砌骨的疼痛，让他们浑身直哆嗦。
四人都被于月月和王凤扶到教授的家里，并排趴在床上。四个女人心疼得流着泪，将他们的裤子扒下来，露出肿得老高的四个猴屁股，用蘸药水的热毛巾敷着。药是虞新民在打完后，悄悄塞到小婶佘文秀手里的。
教授坐在一旁，也心疼得直流泪，直抽泣。虞松远说，“奶奶，妈，婶子们，你们别哭了。我们确实有错，该打。打一顿，我们也就知道错哪了，不怪大人。”又对母亲佘文芳说，“妈你告诉大和小爷，我们不记仇，我们心服口服，今后再不会做让他们难过的事。”
佘文芳含着眼泪点点头，佘文秀则恨恨地骂道，“老东西下手也太狠了！”
虞松远说，“小婶，小爷手下留情我晓得。他要是真打，二十下，我们早废了。我们一点不怪他，是为我们好！”
教授感叹地说，“好孩子，你们这顿打没白挨，你们长大了！奶奶为你们高兴。”
只到半个月后，伤才一一好了，他们也才敢坐下来吃饭。但对虞松远哥四个，这次家法，还是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他们已经是少年，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想通了对大人并没有产生怨恨。他们逐渐开始不再用顽童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他们开始慢慢长大了。
那些年，为促进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公社每年都要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组织文艺汇演。各大队、各中小学，都要组队参加。虞家村大队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是电影《白毛女》片断《北风吹》。在历年的公社汇演中，成绩都是前三名。今年的汇演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宣传队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
由于原来演喜儿的女知青周红梅，因被周建国玷污后怀孕，急乎乎地嫁到外地去了。于是喜儿一角，便由下放知青夏可担任。夏可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康作宝的新婚媳妇，也是周建国的姘头，这在全大队都是公开的秘密。
夏可刚下放到这里时，知青点共有四个女知青。生性风骚的夏可，很快被这大小两个书记分别给勾搭上了。一次大队放露天电影《卖花姑娘》，知青点的人都去看电影了，团书记康作宝拉着夏可偷偷溜回了知青点。因担心随时有人能回来，于是两人连衣服都没脱，便匆匆忙忙办事。
小书记刚刚入港，门外有人一跺脚，低声急唤道，“快跑，有人来了。”康作宝吓得一把推开夏可，便急忙夺门而出。周建国使诈吓跑小书记，自己却乘机推门而入，并迅将门关好，抱起惊慌之中的夏可，共赴巫山。夏可本来都吓傻了，还没等反过神来，就被周建国紧紧搂在怀里。
后来，夏可嫁给了团支部书记康作宝。宣传队归团支部领导，她自然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之一。
夏可风摇杨柳一般，风情了得。但演舞台剧既要唱，更要会走台步，会表演，她的基本功都在卧榻上，唱功、舞台功底离周红梅就差远了。周红梅是于月月的朋友，人长得又好，只是性格太弱，终于让周建国得手。
以前，周红梅都是悄悄找于月月私下辅导，唱功和台风有板有眼的。夏可之前嫉妒周红梅，等到自己真演上喜儿才知道，不仅要唱，还要表演，她一样拿不出手。会演在即，这可急坏了大队领导们。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想起了现行反革命家属于月月。
虽然于月月对六小队的农业学大寨有很大贡献，但她仍是戴着“帽子”的人。汇演是政治任务，让她参加显然不合适。大队便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于月月私下辅导夏可，每天按两个整男劳力算工分，辅导地点就在于月月的家中。
大队提出的条件是，必须保证《北风吹－扎红头绳》在汇演中进入前三名。
李文带着夏可来找于月月，向她宣布了大队的决定。李文是妇联主任，由于是虞新河的儿媳妇，又是军属，在大队领导班子中，说话就很有份量。即便是一把手周建国，也都让着她三分。
这个烫手的山芋，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大队的决定，让于月月陷入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