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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奶奶住西头房，于月月住东头房。正房最大，除了日常起居外，还有一张大床，就是虞松远和他的兄弟们的天下。虞松远偶尔会梦游挤上奶奶的卧榻，偶尔会挤上于月月的卧榻上。
有一次，他醒来时，正睡在教授的脚头，被窝被他裹得紧紧的。教授的两条老风寒腿，这一觉让他焐得特别舒服，感觉非常轻松。奶奶便说：“以后晚上就跟奶奶睡，给奶奶焐脚。”
从此，天只要一冷，他和舒同等人，就轮流给奶奶焐脚。
他也经常梦游到于月月、小婶和自己母亲的卧榻上。醒来时，都躺在她们温暖的怀抱里，枕着她们的胳膊，睡得十分香甜。
对他的梦游毛病，母亲曾经让于月月与王凤抄写了若干“传单”，贴到路口的电线杆或墙壁上。那段时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游郎。过路君子读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弄得村里村外到处都是。
虞新河看不下去了，便说：“他这梦游的毛病，主要是潜意识里依恋母亲引起的，大一点就好了。”母亲对父亲的话，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这才不忙活了。想想还真是，他从来不梦游到别的地方去，游来游去，都在几家女人的卧榻上，都在她们的怀抱中。
四个母亲对他的梦游症，慢慢地却当成了享受，还津津乐道的。你想，睡了一觉起来，怀里突然多了一个光溜溜、肉滚滚的七八岁小男孩，象幼儿依恋母亲一样，紧紧地抱着她们，睡得是那么香甜，这情景让她们一个一个感动得母爱级泛滥。
七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蛋票等，是生活在哪个年代的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公粮后，再分到每一家，根本吃不饱一家老小的肚皮。闹春荒，是部分农民家庭面临的最严峻生活难题。
在虞家村大队，六小队是生产水平最高的。本来，按照正常的比例交公粮，六小队是不会饿肚子的。可是，前几年社队干部放卫星虚报产出，上交基数提高。六小队的工分到年底决算时，只值几分钱一个工。全村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最后也就落得分个紧巴巴的口粮。
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一贯勤俭持家，她们与虞新河、虞新民兄弟，在抗战时期就经历过残酷的生存考验。春荒对他们而言，根本不是难题。
那时人比现在少，草滩、河滩、河沟等荒滩野地里有的是“食物”，粮食再少，他们也有的是对付春荒的办法。
可对于月月和王凤这两个下放户的主妇而言，如何让全家人吃饱，却是大难题。刚下放到农村的两个文化女人，当春荒到来时，面对两家人陷入无米下炊的尴尬境地束手无策。
在农村，一个家庭主妇的本事更多地体现在会不会“过日子”。
每年生产队分的极其有限的口粮，就是农民全家一年的食物，必须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才能不饿肚子。家庭经济收入，则要靠养猪和养鸡。猪年底时卖给公家，就是一年最主要的收入，孩子的学费、全家的衣物、婚丧嫁娶等大的消费，全靠这卖猪钱。
鸡下的蛋，则卖给供销社，换来零钱买洋油（点灯的煤油）、洋火（火柴）、洋布（白布）和称盐等。农民平常吃的菜，主要靠每户不足一亩的自留地里自种的小菜。
于月月和王凤刚从城里搬来的那两三年，还不会持家过日子，有限的口粮总是不够吃。她们更不善种菜、养猪、养鸡，第一年的春季，就揭不开锅了。幸好虞新河和虞新民兄弟两家全力接济，佘文芳、佘文秀全力教她们持家的“本领”，才勉强渡过了春荒。
口粮本来就紧巴巴，受于月月和王凤两家拖累，虞新河与虞新民两家，在哪几年最大的难题，也是如何填饱肚皮。
虞松远四人，在学校号称“虞氏四兄弟”，在整个小学和初中，他们的学习永远是最好的。尤其是舒同，总是同年级第一名。这些民办老师都是本乡本土人，即使四兄弟偶尔缺课，民办老师们也很少找他们的麻烦。
虞松远最爱干的事，是带着兄弟们找食物。
戽鱼、抓蚂蚱、掏鸟蛋、捉麻雀、粘知了、挖土狗子（苏北方言，知了蛹）、抓蛙子（青蛙，此处读hua，第三声）等等，只要是能吃的，几乎无所不抓，无所不精。
苏北农村沟渠纵横，那时，村里人都在忙着农业学大寨，农闲时社队村三级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挖沟渠治盐碱。这些沟塘河汊，也就成了虞松远四人的主战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戽鱼，是他们最乐意干的事。
在四家大人为填饱肚皮而斗争的关键时刻，玩童虞松远和他的兄弟们，为这四家组成的大家庭战胜春荒，做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