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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文打算写的第一篇散文就是他曾经看过的由余秋雨所写的那篇《道士塔》。
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以对莫高窟中文物的丢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一思路行文的。他的立意很好，不过却在字里行间却有失公允。
比如余秋雨将莫高窟敦煌文书的破坏简简单单的归咎于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一个严谨的作家所应该做的。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的作者的感情，一个作者并不应该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这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认知错误。
因此戈文在打算动笔写《道士塔》时，并不打算简简单单的将余秋雨的那篇《道士塔》抄袭过来，对他来说，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一个写作的启蒙。至于余秋雨在《道士塔》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是不会去照抄的。怎么能把心中的抑郁和愤世嫉俗来针砭中国老农民的愚昧和无知呢？尤其是这个农民还并不是如他所写的那样没有良知没有责任！
中国自隋唐之后就有了“书厄论”的论述，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家们都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会对国家文物典籍的造成空前大的破坏，历朝历代的文物典籍的破坏的真正罪魁祸，是战乱和军阀们，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余秋雨的《道士塔》却开了一个先例，将历史文化破坏的罪责归咎于像王道士这样的老农民身上的新的“文化厄运论”。这显然是不对的。
不过余秋雨这种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却是需要戈文认真学习的。因此戈文就是打算以自己的笔写自己的《道士塔》。
而实际上戈文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这个过程并是那么容易和一蹴而就。
任何一种写作，作者先需要面对的总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闹嘈杂，作家总要保持内在的精神完整性，把对于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沉淀下来，仔细品味。他需要始终保持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在这里让精神松绑，在这里，与一个个艺术心灵相遇，在这里苦苦思索、不断追问，让诗意的状态成为可能。
——这是巴金之前教导他的创作理念。而文化散文的写作因为有更多的精神思考的因素，所以更需要作家在安静中咀嚼历史和现实生活。不然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无病呻吟的小资文章。
文化散文往往选取一些历史片断，讲述的是隔着时间尘埃看过去的陈年旧事，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所以戈文在写《道士塔》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史料。
他从有关莫高窟有关道士塔的记录里、从有关记载莫高窟经文被盗取到国外的经过的历史文献里收集一切可能会用到的资料，甚至他还专门通过巴金老先生的关系向那些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专家们求教……戈文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清清楚楚的将历史真实的还原，而不是主观臆断。
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不过戈文因为自己强烈的创作**，倒也是自得其乐。
于是稿纸上就开始出现了一笔一划，于是那优美而又积蓄着戈文抑郁之气的文字就慢慢的流淌了出来——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若移步读去，就会现，它的主人，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就是他现了那个藏有7个世纪里5万多件文书、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的藏经洞；也就是他多次的上报朝廷无果后，独自一人默默的守护着这些文物；同样也是他将这些文物卖给了斯坦因等来自西方的冒险家。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来到了莫高窟，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于是四处漂泊的道士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在这个神圣的无人看护的宝窟里安下了家，自觉的当起了这里的守护神，保护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由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士来保护佛教圣地，这是怎样的阴差阳和错造化弄人。
他现了藏兵洞，他屡次向那个昏庸的朝廷上报他的现，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再然后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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