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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
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人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一头猪，所以我尊敬它，还把它叫做“猪兄”。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
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那里的知青们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而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
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知青们却硬说听不出来。
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猪兄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一开始我并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
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
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
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
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在我有记忆的这二十多年来，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都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并在内心深处决定自己也要做一头这样特立独行的猪！”
等戈文讲述完那篇王小波的著名杂文后，现场一片宁静。
一个看似粗鄙的故事，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思考和反思了起来。
我拥有是那头猪的特立独行吗？这个疑问在很多人的心底深处慢慢的浮了上来。
想要潇洒快活地生活，就应要有勇气去挣脱一些不必要的束缚，坚持自己的想法。墨守成规、安于被“设置”的，最终只会是一群平常的猪，或交配或长肉或生崽而已。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特立独行的。可是世界上偏偏有那么多“好心人”，有那么多喜爱设置规则的人，把林林总总的东西灌输给我们，并且要我们严格遵守。于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开始了，一场悲剧开始上演。于是，当初的棱角被渐渐磨平，当初的锋芒渐渐挫钝。于是，芸芸众生就像江畔的鹅卵石，麻木着，圆滑着，迟钝着。
当第一个掌声非常突兀的在礼堂里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很迷茫的顺着声音的来源看了过去，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满脸微笑白苍苍的老头子——那个人是苏步青。
戈文自然认识苏步青，看到苏步青向自己鼓掌示意，戈文带着一点矜持带着一点腼腆的微笑着点了点头。
既然已经讲完了这个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自己蓄谋已久的暴风骤雨般的责难了，到时候，苏老先生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自肺腑的为自己鼓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可是不管怎样，正是苏步青老先生开明的胸襟以及复旦大学广博的教育制度让他能够登上这个舞台，能够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只此一点，自己就自肺腑的对老先生以及这所学校有着衷心的尊重。
只是希望自己的辛苦不会白费啊！戈文在心底里也不敢确定自己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
此时，礼堂里的掌声已经又一次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