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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老是说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话。后来呢，我渐渐现我看的书宣扬的某些东西并不是很正常，对父母的威严也不再俯听命，他们所告知我的，并不是全都正确。当我现了这一点，先是恐惧，后来便安然了。我开始拼命看书，看国外的名著，在书海里找知己。书看得越多越痛苦，因为需要思考更多。
“一个有想法的女娃娃，男生都会被吓到吧？我有没有吓到你？”她微笑着看着我。
我不敢看她，说：“没有啊，你那么优秀，一般的男生不敢高攀吧。在阅读上我跟你感同身受，儒家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老觉得这话说得太玄乎，立心立命的标准太含糊，其中少了人心，立起来往往是暴力和杀戮，所以我们的历史中充满了血腥味儿。”
“是啊，我父母那一代就是从没有人心的年代走出来的，他们的心智受到了影响，说起来是知识分子，其实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还差很远”，方笑说，“我读过一部描写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剧本叫《苦恋》，剧本写到迁徙的大雁在天空排成‘人’字，‘人’就该写在天上而不是被踩在地上。”
我表示赞同，说：“可是自古以来总有人喜欢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来凸显自己的优越，因为我们身边知识分子太少了，流氓太多了。在我心目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过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还有要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罗素、汤因比、波普尔、哈耶克那些人，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如今什么狗头教授到处去授课拍马骗经费，还自称知识分子，简直是在侮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
“三四十年代，那些人可以称作知识分子了吧？”方笑问。
“他们可以，我记得殷海光先生说过：‘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如果要雕塑一个形象来诠释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模型必定来自法国、俄国或者英国等欧洲国家，我们本土出文奴，难出知识分子，水土不行啊。但是很奇怪，你有没有现这是一种怪现状，民国乱世军阀割据，知识分子反而踊跃得很，历史上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都这样，像一个诅咒。乱世有乱世的格局，治世有治世的痛楚。”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个总结精妙绝伦。”
我点头同意：“知识人就是总结、警示、批判，我们的《潮》不是也在做这个工作吗？”
方笑面色黯淡了：“有件事我只告诉你，我总隐隐约约地担心《潮》的安危，每天都像在走钢丝，心里总觉得杂志会出问题。”
“杂志依附于学校，身不由己，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有的事情成败在天，我们没有办法预料。”
“说得对，没有独立的经济，便没有话语权，你肯定知道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杂志吧？”
“当然知道，这份杂志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里面很多文章拿到现在读都不过时。”
“嗯，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跟当年的《新月》和《独立评论》比起来，《观察》还算不上独立，笪移今是《观察》最大的股东，他一个人都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股权，储安平先生虽然很理想主义，但他股东的思想他不能不听啊，不听话可能就没钱花了。”
我叹了口气说：“文人成事实在难，储安平先生那么高贵，那么自命不凡，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他是在BJ跳河死了，有种说法是他在TJ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有人说他在xJ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有人说他当和尚去了，前几天看到文章说他没死，在美国活得好好的。感觉很扯淡，越描越科幻了。”
“不管他是死是活，人在哪里，至少他的精神留下来了，这不是正激励着我等无知少年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吗？呵呵。”方笑的声音清澈如泉水，虽然没有付文心的笑声那么清脆，却多了几许妩媚的味道。
笑完她跟我碰了一下杯子，咖啡当酒，一饮而尽。
然后她问我：“假使你只剩下两块钱，你用来干嘛？”
“一块钱用来买烧饼，一块钱用来买一朵水仙花。你呢？”我问。
“我两块钱都用来买水仙花。”
“其实，我也想这样说，但怕你说我太假了。”
方笑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你也有贫嘴的时候。”
我笑笑说：“该下去了，不然那鼻毛男朱真又该批评教育人了。”
方笑又笑起来，像一朵清晨绽放在泉水中的娇艳水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