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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70年代的人，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还是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候有权有势的人，和我们这些出身农村的人相比，也就是吃的好点，穿的漂亮点，看的录像比我们多点，其他的，他们未必敢说比我们强。
因为那个年代，知识主要还是要靠看书，学习才能获得，这个呢，就需要靠软件了，硬件是弥补不了的。可是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有权有势和有钱的，和穷人的差距就是全方位的了，而且呈几何级的迅速扩大，距离越拉越大，穷人靠读书已经很难缩小彼此间的鸿沟了。
当然无论什么时候，努力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敲门砖，也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至于能否敲开通往成功的大门，还未可知，有句话说的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本来想去看望一下雒教授，感谢他在论文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可是一打听才知道，雒教授去北京矿大开会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估计明天的论文答辩肯定也来不了了。
我忽然想起论文中有个问题当时阐述的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在龙岗图书馆没有查到相关的最新资料，现在正好有机会，准备去图书馆查查，万一明天答辩时被问到了也好应付啊。
刚经过假山，一抬头就碰到了祝筱满，她身边跟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子。我想掉头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迎头走了过去，从她身边走过时，我朝筱满笑了笑，她明显的有点不自在，停住了脚步说，你回来了，还好吧？
我忙不迭的说，挺好的，我看到了，挺好的。说完便匆匆逃走了。
明天就要答辩了，同学们都返校了，老齐，周康等都跑回来了，大家虽然都在深圳，可是也有近半年没有见面了，一个个激动的很，见了面又蹦又跳，又骂又唱，当然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去唠。
晚上又免不了一顿，毕竟明天之后我们就又要再次各奔西东了，这是我们在大学阶段能相聚的最后日子了。可惜的是，老扁，江明，侯弘和薛建等几个人还没有见到，我去他们宿舍找了，说还没有回来，哎，这几个小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回来的这两天都是新鲜，高兴的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就是我们班毕业照的事。我和齐繁猛两个去了深圳，拍照时候，我们不在，这毕业照里没有我们两个，这也算正当理由，咱也能够理解，谁叫你不在呢，总不能因为你们两个就影响了全班人吧，所以说，这，不能怨人家班长任光。
但是我们任光大班长，竟然连一张毕业照都没有留给我们，这就有点过分了，还当我们两个是94国贸的人吗？大家风风雨雨，同学四年，这点情谊都没有了吗?不就是加上两块钱的事吗？怎么就能人未走茶就凉了呢？
而且后来又听说了，其他班的班长就把去深圳的同学都给P进了毕业照，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听听人家人家班长是咋说的：我们班是由45位同学组成的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因为有同学去深圳拼搏了，就把他们给排除在外了，会寒了他们的心。如果这张集体照没有他们几个，不但是他们几位同学的终生遗憾，也绝对是我们这个集体的遗憾，所以即使我们等也要等到他们回来后一起拍这张珍贵的集体照。
看看人家班长，能等的就等，不能等的就想办法把去深圳的同学给P了进去，最起码还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毕业照，此情此景，此行此为，才是同学情啊。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每当孩子们问起我，爸爸，你有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照，为什么没有大学的呢?我都是哑口无言，只能说不小心丢了。
可是每当我回忆起那四年大学生活的时候，每当我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笑脸的时候，我连一张可供回忆的集体照都没有，让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慢慢的随着时光逝去，他们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渐渐的就模糊了，任光班长，你这做的什么事啊，你怎么是个这么样的人啊！
第二天的论文答辩从上午就开始了，由于对论文内容较为熟悉，在陈述论文内容时我也是简单明了地予以介绍，然后记下老师的提问，对于外资公司的先进管理在经营中的作用和认识，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而且我在资料收集时对这些问题都有过认真的系统性的思考。
因此，在回答的过程中我比较有条理地进行了解答，也得到了各位评审老师的肯定。整个答辩的过程，我状态良好，虽然雒教授没有在现场，但是我表现很好，圆满完成了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次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