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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号上的会议室里，赵新和安保部六人组正在说着子弹生产设备的事。不过这次只是大家凑在一起闲聊的吹风会，并不是正式会议。
赵新喝了几口茶水，这才说道：“我就是在下订单的时候，跟安德鲁提了一句。结果他第二天就告诉我，说是有一家公司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打算关门，原有的设备准备拍卖处理。他问我要不要。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王远方一边吃着赵新带回来零食，一边问道：“价格呢？贵不贵？”
刘胜道：“班长，能有就不错了，还关心什么价格啊。”
赵亮说道：“你们上次在熊岛用了的那些弹壳，我抽空复装了几个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不急，这次我跟安德鲁那边订的数量怎么也够用一阵子的了。”赵新又撕开一包零食，分发给众人，这才说道：“另外，连通西拉河两岸的事要加快了，这个我一会找老陈说一下。”
“你是说修桥？”刘胜嘴里嚼着东西，含糊不清的说道。
“不，我的意思是先开通两岸的渡船。”赵新摇摇头才说道：“造桥的事太专业了，咱们现有的那些三流木匠我觉得够呛。”
丁国峰问道：“现在雷神号上的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这次可得叫上我一起去。”
“也就这几天了。放心，这次你和吴思宇都过去见识一下。”赵新笑着，伸手拍了怕丁国峰的肩膀。。
邓飞插嘴道：“别急，人都下船后，还得做一次货舱的清洁。”
这事在座的人都没意见，话说几千人的吃喝拉撒都集中在两个货舱里，那味道不提也罢。
赵新掏出包烟，散了一圈。等丁国峰给他点上，抽了两口，这才说道：“这次接完人，我打算先去趟北海道，再去长崎。咱们不能只守在这里闭门造车，得把贸易做起来。”
吴思宇问道：“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具体怎么样看看就知道了。这次去的目的就是先和虾夷人搭上线，然后再说怎么办。”
“虾夷人又是什么人？”王远方问道。
“他们也叫阿伊努人。岛国幕府那个将军全称是‘征夷大将军’，那个‘夷’就是指的阿伊努人。说起来，这些人才是北海道的原住民。”
听了赵新的解释，丁国峰好奇的问道：“你找那些人干嘛？”
赵新扫视众人，继续解释道：“皮货啊。那些虾夷人手里的皮货多着呢，我们先从他们那里交换皮货，然后再去长崎和清朝商人交易。明白了吧？”
说是要去长崎贸易，可赵新没有信牌，他也搞不到信牌这种东西。这就有点难办了。
关于信牌的原委，其实要从康熙五十四年说起（1715年，幕府八代将军在位）。
幕府为了阻止日益外流金银铜资源，规定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上限是三十艘，即南京、福州、宁波计二十一艘，其他如厦门、台湾、广东、交趾、暹罗、交留吧共计九艘。
所有中国商船的贸易总额限定为六千贯，平均每艘船约一百九十一贯；每年棹铜（zhao，四声，划船用的，短的叫楫，长的叫棹。岛国商人把精铜熔炼成船桨的样子）的输出总量不超过三百万斤；限额内的中国商船实行编号管理，每年按编号发给信牌，有信牌且编号符合者才准许进港贸易，否则直接哪来回哪去。
这就是著名的“正德新令”。
（那些动不动就描写跑到长崎贩卖人口的全是胡扯，不提幕府根本不允许国民出海，先说港口你都进不去。除非上来就开打，但打完的结果很难说。）
由于贸易限定，且必须通过信牌才能入长崎港交易，因此在清朝就引发了“信牌风波”。
正德新令施行后，当年得到信牌的，主要是以江浙商人为主的四十二条船。等他们回国后，一帮没拿到信牌福建帮船头就向宁波府鄞县知县起诉，告江浙帮船头接受带有日本年号的信牌，乃是奉外夷为正朔，实属忤逆朝廷。
案子递到了时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手中，徐元梦认为江浙商帮“以中国商船受长崎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定生弊端。”
因此，江浙商人的四十二张信牌便全部被浙江海关监督没收，而且清廷九卿还准备商议定罪。
不过当时的康熙还算明白，他在上谕中说：“此牌票只是彼此贸易之一认记耳，并非行与我国地方官之文书……我国海关官员给与洋船牌票，亦只为查验之故，并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
康熙的意思就是，浙江巡抚及朝廷各部不了解贸易内情，小题大做，势必影响商人贸易，于是下令将原票还给江浙商人，照常贸易。
（前文所提到的沈敬丹，就属于江浙商帮）
所以赵新如果去长崎贸易的话，只能硬着来。
即便是赵新找了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送给幕府（比如给将军送大象，这个真有人干过），换得“褒奖信牌”的话，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进港。
他可没有这个时间！没办法，不给信牌那就免费送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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